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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记 - 被掳、归回、重建（二）

课程纲要

内容：

一、文士以斯拉在约458/456BC ，在一次“肃清行动”中，使那些“为自己和儿子娶了异族的女子为妻，又效法这些异族人，行可憎的事，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的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在耶和华面前认罪悔改，“休这一切的妻，离绝她们所生的。”（拉十：3）这样《以斯拉记》的帷幕就徐徐降下。。。。大约14年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444BC），在书珊城（Shushan）的宫中，作王酒政的尼希米遇到一个弟兄哈拿尼（Hanani），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他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他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一：1-3） 《尼希米记》的帷幕就拉开了。

二、上帝拣选了一个使命必达的尼希米，把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使命托付于他（尼二：12）。 尼希米也是一个“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他）所要的告诉上帝”（腓四：6）的人。全书常提到他的祷告，如“（我）在天上的上帝面前禁食祈祷”（尼一：4）；“于是我默祷天上的上帝”（尼二：4）；“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垂听。。”（尼四：4）；“我们祷告我们的上帝。。”（尼四：9）；“上帝啊，求你坚固我们的手”（尼六：9）；“我的上帝啊。。求你记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尼六：14）；“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记念我”（尼十三：14，22，29，31）。

三、挟着亚达薛西王（Artaxerxes I，公元前465-前425年）赐给他的诏书，又有王派的军长和马兵护送，尼希米顺利地来到耶路撒冷（第二章）。 他的首要任务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从勘察毁坏的城墙（第二章），鼓动百姓展开修建的工程，组织各阶层人员分担工作（第三章），克服来自内部因社会不公义（第五章），以及外间敌人的攻击和阻扰（第四和六章）种种难题，尼希米借着敬虔和决心，并且以身作则不接受王室的俸禄，至终以在短短52 天的时间完成了修建城墙的工程（尼六：15）。

四、 城墙修建完毕，尼希米接下来的重要任务是与文士以斯拉联手，重建犹太人的信仰生活。首先以斯拉向民众宣读律法书（第八章），他们也迅速地以尊敬的态度和真诚的敬拜作回应；然后恢复古代节期（住棚节）的庆祝，这是从约书亚的时候直到那时，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的。第九章是信仰复兴的高潮，几个利未人带领百姓向上帝承认百姓的罪；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约重新确立（第十章）。第十一章记载了10%的百姓甘心乐意安家落户在耶路撒冷后，全体会众在尼希米的带领下，以欢欣喜乐的庆典，把重修后的城墙奉献给上帝（第十二章）。

五、上帝托付于他的使命告一段落后，尼希米在亚达薛西王三十二年（432BC）回访书珊城述职，但不久又返回耶路撒冷开始另一场宗教改革（第十三章），如斥责官长的疏忽职守，百姓的不守安息日为圣，在婚姻的事上违背对上帝的承诺。。这些也是当时的先知玛拉基对他们 的指控。

　

目的：

在《以斯拉记》的课程里，我们以宏观的角度看这本书在以色列历史中的定位。我说：

《以斯拉记》记录的两次回归，相隔不过约八十年，只占了横贯三千多年以色列历史长河的一小部分。但查考《以斯拉记》，我们不只看树也看林，从这段被掳、归回、重建的历史里，看到历史的每一点都不是孤立，而是与上帝的手相触。我们要认识这位慈爱大过诸天的父神上帝，他怎样引颈翘首，殷切期盼即是迷失在外的“浪子”，又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 “。。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罗九：4）以色列长子，“归家，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他！”

与查考 《以斯拉记》 不同的是，查考《尼希米记》的目的，我们是透过一个比较狭窄的角度察看原本是酒政的尼希米，在被上帝赋予修筑耶路撒冷城墙和重建犹太人的信仰生活的重大使命中，他所以能够使命必达，与他属灵领袖的素质是息息相关。我们要以他作为榜样，把上帝所托付于我们的使命，尽忠职守，不畏艰难，作个使命必达的仆人领袖。

　

课前准备：

请读《尼希米记》至少三遍。（读一遍约需 73 分钟）

有什么疑难的问题吗？请预备在上第一课时和大家分享。

　

默想：

还是老话一句：在课堂上，请大家多多发问！

一位美国作家兼牧师 John C Maxwell 说：“Asking questions is like lowering a bucket into a well; it enables you to draw out value that otherwise remains hidden and out of reach.” （提出问题就像把桶子放进井里; 它使你能够抽出那些不然会保持隐藏和不可及的价值。）

在许多圣经课程里，我都一再提醒学员要多多发问。主日的崇拜聚会，牧师/传道人在讲台上传讲信息是单向的，讲台下的会众不管有什么疑问，都不能举手发问。只有在课堂上，学员可以随时向老师发问。我很喜欢中文字“学问”和“疑问”-- “学问”是“学习提问”；“疑问”是有疑惑就要发问。我特别欣赏使徒多马（Thomas），虽然很多学者和讲员说他是一个“怀疑者” doubter （a person who questions or lacks faith in something; a skeptic.）有贬义的意思，我却认为他有什么疑惑，就必询问，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当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约十四：2-4），多马立刻追问：“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约十四：5）大家还记得耶稣的回答吗？耶稣不只说“我就是道路”，他还添加了“我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十四：6）这正是John C Maxwell 说的：“提出问题就像把桶子放进井里; 它使你能够抽出那些不然会保持隐藏和不可及的价值。”原本隐藏和不可及的宝贵真理，因为多马的提问，耶稣把它“抽出”来，使世世代代的人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四：12）

　

学问，学习提问

新加坡人在课堂和讲座等场合上，为何总是吝于举手发问？不久前出席一场论坛时，主持人费了一番功夫鼓励人们发问。后来虽不算是鸦雀无声，但起立的人始终不多，不少还是熟悉的面孔。

大概是这种情况实在是太普遍了，当座谈会主持人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抛出“你最希望看到哪个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问题时，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答道，他希望国人更勇于发问。

对话内容随即暂时偏离原来的主题，各个演讲者纷纷转向讨论国人不发问的原因。马凯硕认为，新加坡过去有段时间存在“畏惧文化”，造成了“提问与挑战的文化”消失。

另一个说法与儒家文化有关。许通美说，他某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先后到香港中文大学和浙江大学授课，香港学生与新加坡学生一样，不爱发问，浙大学生却竞相举手发问。

他后来向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兼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请教，王赓武的分析主要从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切入 -- 文革打破了儒家尊敬长辈、重视等级的观念，因此中国大陆学生更敢于挑战老师。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主席陈庆珠教授则认为，香港和新加坡学生表现相似，或许同过去都是殖民地有关。她也透露，她自小就爱举手发问，但同学们却因此不喜欢她。

新加坡管理大学行为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振中教授说，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来看，人们都有避短扬长的心态，担心一旦发言，就会暴露自己资质有限的缺点。

坦白说，在新闻这个以发问为核心职责的行业里，我有时也会陷入“不敢问”或“等别人问”的情况；有时即使发问，也是在经过一番内部挣扎和自我鼓励后，硬着头皮上阵的。尤其是遇到不熟悉的课题时，总觉得保持静默聆听比较保险，生怕问了很基本的问题会自爆其短。

各著名学者认真探索国人不爱发问的奧秘，这画面相当有趣，却也引人深思。他们各有见解，但整体而言，都说明了环境因素对“提问文化”的影响。即便是避短扬长论这个看起来比较内在的因素，其实在“怕丢脸”的社会里，更易于发挥压抑提问的作用。

既然环境的影响如此巨大，改变外在因素，或许就是鼓励国人勇于提问和挑战的方法。本地一些大学课堂以“课堂参与度”为评分准则之一后，确实有更多学生积极发言，挑战老师所言，但这难以根本地改善情况。尤其是在离开校园后，少了加分的奖励动力，多了职场上的考量，很容易就故态复萌。

一些学者在座谈会上指出，改变应从政治领域做起，当政治制度允许人们提出更多问题后，才能向社会发出正确的信号，让人民更有信心地提问。

但国人真的不会提问吗？在一些论坛、讲座和企业大型会议上，如果有安排递纸条发问，或使用网络提问系统，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通常更多，也更尖锐。许多隐身茫茫网络大海的 “键盘战士”常常敢怒敢言，甚至发表不实和诬蔑性言论。这些现象似乎都说明了 “国人不敢提问”只说对了一半，不公开真实身份提问，或许才是比较准确的说法。

不露面发言，是害怕他人以言取人？是担心祸从口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是反映了人们不愿为自身言论负责任的心态？这值得我们深思反省。虽说改变外在环境能鼓励更多人提问挑战，但如果人人都抱持“不敢问”“等别人问”，或“保障我身份隐秘我才问”的态度，环境恐怕难以改变。

（取自《联合早报》2017年3月5日，作者是该报记者林心惠）

　

我再说一次，在课堂上，请大家多多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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