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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取自《中国企业福音管理教育学会》，作者：清泉)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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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 使徒时期
第二章 苦难时期
第三章 国教时期
第四章 教皇时期
第五章 归正时期
第六章 复兴时期
第七章 多元化时期
附录：
第五章 归正时期 （1517-1648 A.D 从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至三十年战争结束）
目录：
一． 马丁路德及信仰归正的发起
二． 德国信仰归正的展开
三． 瑞士的信仰归正运动
四． 英国的信仰归正运动
五、 信仰归正的影响
壹、马丁路德及信仰归正的发起
一、路德与九十五条纲领
马丁路德于公元1483年十一月十日生在德国埃斯勒本城（Eisleben），在他襁褓时，全家搬到曼斯非（Mansfeld）定居。双亲都是敬虔信徒，父亲是个辛劳的矿工，刻苦渡日，积蓄钱财，为了使他聪明的儿子可以受较高的教育。
马丁路德受完小学及中学教育后，进入耳弗特（Erfurt）大学就读。公元1505年，获得硕士学位，使他父亲非常高兴。为了迎合父亲的愿望，他继续攻读法律；半年后，一些事情的发生，使他突然放弃学业，进入耳弗特奥古斯丁修道院。半年考验期过后，他正式宣誓为修道士。这时的他，一心认为自己将终身做个修道士。以后，他改攻神学。公元1507年被按立为神甫；第二年，被派到威登堡担任该大学教师。在那儿，他拿到第一个神学学位——圣经学士。
一年以后，路德又被调回耳弗特。在那儿，他拿到第二个神学学位——修辞学硕士。以后，他被派教授当时的神学标准课本“彼得伦巴的句语”（Sentences）。这样，路德以一个廿六岁的年轻人，在神学界占一重要地位。
在耳弗特教书期间，他奉派陪同一位年长的修道士，到罗马办理一些修道院事务。这次旅行，使他有机会访问所有著名圣地。他跪着攀登有名的圣梯。这列阶梯相传是耶稣在被彼拉多审问前所攀登的殿阶，后来被人自耶路撒冷搬到罗马。又据传说，1511年，当马丁路德在圣梯上跪爬到一半时，他听到心中有声音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于是，他站了起来，走下台阶。因此有人说，这是马丁路德蒙恩得救的一刻。但事实并非如此。
约于公元1512年年底，他坐在威登堡的斗室中，展开圣经，开始研读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他看到罗马书一章17节“义人必因信得生”时，他一边读，一边揣摩、深思。突然间，一股无法言喻的喜乐，充满他的心中，灵魂的重担刹那间完全脱落。在这以前，他一直努力行善，想赚取救恩，却始终没有“做够”的感觉，现在，神亲自告诉他：“人得救非藉善行，乃藉信心。”罗马书一章17节成为路德的“天堂之门”。这就是路德归正的经过。
此后，教皇利欧第十(Leo X)想重修罗马城彼得大礼拜堂，必须花费极多的金钱。于是派人分卖“赎罪票”(认为这些票据可以帮人赎去罪行)，以此筹措这项经费的方法。这时有多米尼古派的修道士帖次勒在威丁堡城的附近售卖赎罪票。他们张贴广告说：“凡买赎罪票的，可得完全饶恕，能与上帝和好。”路德听见这事情，极不喜欢，于是在1517年10月31日约正午时分，将九十五条宣言订在威丁堡教堂的大门外面。
简略一些张贴的宣言如下：
第一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是要忠心信徒一生悔改。
第二十一条：所以赎罪票贩卖者若是说：人因教皇的赎罪票可以脱离各样的审判而得救，是不正确的。
第三十二条：凡信靠因所买的赎罪票可得救的，将来必要和那些卖赎罪票的教士，同受永刑。
第三十六条：凡作基督徒的，对于他的罪恶，若真有悔改的心，不需要赎罪票，也可完全脱离罪恶和其审判。
第六十二条：教会的宝贝，就是讲论上帝荣耀和恩惠的福音，不是圣人的功劳。
第八十二条：人可以问教皇，为甚么不因着最圣洁的爱心使死的人出炼狱呢…？
在《九十五条》中路德主要提出了有关赎罪券及其功效的六点不同主张：
1、赎罪券能并且仅仅能免除教会的惩罚，教会能免除教会所加的惩罚，不能免除上帝所加的惩罚。
2、赎罪券决不能赦免罪过，教皇本人无权作此赦免，赦免罪过之权属于上帝自己。
3、赎罪券不能免除上帝对罪过的惩罚，那种权力也仅仅属于上帝自己。
4、赎罪券对炼狱里的亡灵并无效力，教会所加的惩罚仅及于生者，死后无效，教皇能施于炼狱里的亡灵的是祈祷，而不是用裁决权或钥匙权。
5、真正悔改的基督徒勿需赎罪券就得到上帝的赦免，不需要用赎罪券，基督要求每一个人做这种真正的悔改。
6、功德库从没有被严格肯定，很难说它是什么，会众也不完全了解它。它不是基督和众圣徒的功德，因为这些功德是他们自己的，完全不受教皇干预。它决不是指，握有钥匙权的教皇除能免除教会所加的惩罚外，还能免除更多的东西。真正的功德库是上帝的荣耀和恩典的神圣福音。
路德发现无论从圣经、传统还是理性来看，都无法证明赎罪券的正当性，赎罪券的买卖鼓励了处于罪恶中的人，不去思想基督，不去祈求上帝的饶恕。
路德的意思是想要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想到日后会成为归正之火。自九十五条宣言公布以后，只有两个礼拜，风声传遍了德国全地，人人听了，都欢天喜地。公元 1519年路德到普西(Leipzig)城里，和一位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厄克(Eck)辩论，厄克说：“你所说的和胡司约翰(胡司约翰较早之前曾反对教皇而被烧死)是同一个意思。”路德说：“教皇及大公会议所规定的，也不免有错误，不可任意定胡司的罪。”厄克看这话是违背了教皇的意思，便到罗马城去控告他。
从前教皇听见路德的事，还不以为意，只以为是几个修道士失和争论，但这时候，不得不把路德逐出天主教。路德不服，带领大学的教员和学生，到城外焚烧教皇的谕旨和罗马天主教几本书，表明要和他断绝关系。正当这时，路德著有三本著名的书稿，其中一本是《基督徒的自由》。
公元1521年罗马国皇帝查理斯第五(Karl Charles)在沃木斯(Worms)开一国会，想要定路德的罪，便召他前来赴会，应许他可以安然回家，有人对他说：“你不可去，恐怕会遭遇像胡司约翰的结果。”路德未将惧怕放在心里，毅然到了国会，当时的议会勉强他承认背道的罪。路德说：“若没有良心和圣经上的凭据，我绝不能承认，并且说暗昧良心的事，更是不可行。”于是国会定了他的罪。路德由沃木斯退到威丁堡，中途被骑兵所捕，带他到了瓦特堡的炮台软禁。路德早已知道，这是当地一诸侯要保护路德的办法。路德只好暂时穿著军官制服避居瓦特堡，但没有担任军人的职务，只是天天翻圣经和著作新书。
路德不在威丁堡的时候，他所提出的改教风声，已经远播出去了。当时有一些人，以自己为先知，讲道时专靠自己的默想，轻看圣经，并且性情粗暴，往往以言语攻击教会和修道院。路德听了，心里很不安，因为他抱定和平改教的心志。后来他离开瓦特堡回到威丁堡，八天之内，时常讲明信仰归正的宗旨和方法。常有话说：“他传道著书并劝勉人，都是引人归正的方法，但不可以强逼，也不需要勉强，总要把和平披戴身上。”然而，路德也知道归正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也不是自然能成就的，因此将礼拜规条和建设教会的事重新估价，凡圣经内没有禁止，就继续采用。又说牧师和主教不是信徒的主人，乃是教会的公仆，也提出牧师可以娶妻的规条。这是路德所设立的教会，就是现今的信义会。
路德好像一座火山，在公元1517到公元1521年间爆发，引起强烈地震，震撼整个教会，首先在德国，后来很快地，西欧所有国家均被波及。
二、归正运动的基本观念（改教运动）
改教还是归正？所谓的改教运动，首先，它是指教会的改革，包括所有使教会进入更完善的各项改变。每个教会都有教义、行政、崇拜与生活等层面；改革，就是将教会的各层面加以改善，使它更臻完美。
而此时路德作的不是将原有的加以完善，而是将已偏离正轧的教会拉回到正路上来，因此路德所掀起的不是宗教改革，而是信仰归正。
然而这种改变并不止于教会内部的改革，也带出教会以外的改革。因为教会教导信徒把信仰应用在生活中，结果便把教会内部的改革原则，应用到教会以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以致影响到整个国家。因此，造成今日天主教国家和复原教国家之间极大的差别。
在叙述归正运动时期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前，让我们先认清归正运动领袖们所强调的基本内容：
1、归正运动领袖们主张回到使徒教会形态。
他们深信使徒教会才是教会当有的形式与属灵光景。初期教父们如耶柔米、居普良、俄利根、亚他那修的著作，重新出版，给改教者们很大帮助；奥古斯丁的著作，尤受偏爱。从这些圣徒的著作中，他们认识了早期教会的单纯，和他们当日充满繁复仪式的教会，截然不同。因此，改教领袖们致力于减少教会的仪式、习俗及传统，而强调传扬“真道”及“因信得救”的福音。
2、他们也强调“信徒皆祭司”的看法。
意思是：每个人可以直接与神交通。人得救不是藉着教会，只因信基督便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罗马天主教以祭司称呼圣职人员，表明他们像祭司一样站在神和人中间，代替人说话。改教者则着重每个信徒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可以与神面对面交通，不需经过教会所扮演的”中保”的角色。
3、归正运动领袖们认为教会是信徒的集合，而不是“圣品人员的阶级组织”。
这种观念早于一百年前胡司时代就已提出。他们把教会看成一个“有机体”，信徒们在这个活的身体中彼此相属；他们绝不认为教会是由圣品人员组成的“机构”。在行政的功用上，改教者也承认教会“组织”是必要的，只是在救恩的获得上，却不需要经过这个组织。
4、归正运动领袖们强调圣经是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权威。
早在改教运动以前，已经有许多教会领袖主张将圣经分给一般信徒。威克里夫将大部份“武加大”译成英文；丁道尔（Tynda1e）也翻译了圣经。但罗马天主教严禁非官方的翻译，以致丁道尔付出生命的代价，被火焚而死。路德翻译了全本圣经；慈运理（Zwingli）将伊拉斯姆的希腊文圣经中的保罗书信手抄下来；赖非甫尔（Lefevre）将新约译成法文，加尔文（Ca1vin）也翻译了圣经。每一项改教原则是否被接受，全看这原则能不能从圣经中找到支持和印证。因此，圣经成为当日的试金石；圣经的研究和精读，也成为一切宗教教育的基础。
一、路德恢复基督徒的自由
路德的性格是由两个相反的特征揉合而成的。他可以同时非常激进又非常保守。他虽给教会带来巨大改革，但在除旧布新的工作上，他却采取缓慢的步调。开始时，凭着他的聪明与机智，只做了些微改善。
但路德的跟从者就大不如他。当他隐居瓦特堡时，有些跟从者便在威登堡开始激进式的变革，造成混淆、冲突、紊乱的局面。以致路德不听智者腓勒德力之劝，也不顾死刑的宣判，毅然离开瓦特堡，回到威登堡；一连讲道八天，总算恢复了秩序。
许多重大改革被逐步地带进教会：教皇制被弃绝；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差别也被摒除。路德宣称：“所有信徒都是祭司；圣礼只有两个，而非七个；圣礼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就这样，路德敲响了罗马天主教体系的丧钟，他折断了数世纪来罗马加给信徒的重轭，而恢复了基督徒的自由。这份自由对当日基督徒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这些从未负过“罗马之轭”的人所无法了解的。他们不再向圣徒及马利亚祷告，也弃绝了拜像 、拜遗物、朝圣、宗教游行、圣水、外表禁欲、修道、为死人祈祷及相信炼狱等事。
当路德进行各种改革之际，他“保守”的个性，使他仍保留那些没有直接被圣经禁止的事。例如：路德会教堂中，虽然挪走了旁边的祭坛及偶像，但仍保留中间的主坛、腊烛与基督画像。
罗马天主教认为圣餐就是献祭；必须由祭司献上。他们教导说：当祭司宣读圣礼的词句时，饼和酒就会奇迹式地变成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这就是所谓的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只有祭司可以饮“杯”，因为怕平信徒不小心把基督宝贵的血，溅出杯外。平信徒领圣餐时，只能领受“饼”；这饼非常薄，称为“圣饼”，领受时，由祭司将饼放在信徒的舌头上。
路德否认圣餐是献祭，他不承认每次圣餐就是将基督再度献上。他教导说：基督已经在十架，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因此教会中不需要祭司。因此，从路德以后，复原教中只有传道人，没有祭司；而且在圣餐时，所有信徒都可以领受饼和杯。
虽然路德不承认“饼”变成了基督的身体，但他强调基督的身体真正临在圣餐之中，因为当基督升天后，他的身体是无所不在的。
二、教会管理制度的发展
路德对教会的形式、组织及行政管理，并不特别关心。他所采用的教会管理制度，不是根据圣经，而是根据当日教会的实际情况。
路德推行教会“访问员”（Visitors）制度。当这些访问员观察了不同教会后，每个人都感到教会迫切需要改革。他们看到天主教圣职人员的失职，百姓和祭司对真理的无知，而且无知到令人无法置信的地步；大部份祭司不会讲道，只会喃喃地念诵弥撒词句。这些访问员参观各教会后，写出一套规条，作为教会生活的指南。
路德派教会不设主教，只有监督（superintendents）。他们执行主教的工作。信徒是教会的基层份子，由教会议会（counci1）所管理。这个议会是由牧师及几位当选的平信徒组成。
路德的教会管理制度，最独特之处是：他给政府的地位。路德受环境影响，认为政府应当高于教会。从人的角度来看，路德个人的安全，全赖撒克逊选侯的保护；而且，也只有在接受复原派信仰的君主治下，复原派教会才能生存。由于这种环境因素，路德势必给复原派君主特权。有一段时期，路德深盼能在德国兴起全国性复原派教会，将所有德国人包含在内。但这项期望始终未能实现。甚至在德国境内的教会也分裂成区域性的教会。
十六世纪中，在不同方法、不同情况下，教会改革也在丹麦、挪威、瑞典各国展开，他们均采用路德的方式。
丹麦和瑞典的改教成功，成为后来宗教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三、编写研读与崇拜的材料
公元1521年四月至公元1522年三月，路德隐居在瓦特堡其间，将圣经译成他同胞的语言 -- 德文。罗马天主教只许教会领袖及学者研读圣经，路德则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也有义务自己读圣经。在教会崇拜中，路德以德文取代拉丁文。
路德也积极从事教育工作。为了帮助一般愚钝无知的百姓，他不遗余力，在各地设立学校。为了使孩子们从小接受纯正道理，他写了“小本信仰问答”。虽然是一本小书，却是这位伟大改教家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成为后来信义宗各教会，世世代代的儿童最基本教义。这个新教会也需要新诗本。路德，这位不寻常人物的另一项伟大成就是：在他四十岁左右，正与罗马教会力搏之时，他却绽放出写诗的能力，为新诗本写了许多诗歌。路德的诗歌，大部份不够典雅，但其中的一首“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却成为永垂不朽之作。
路德坚信宇宙间只有一个有形的真教会。他不认为自己和跟从者是脱离教会，相反的，是罗马教会离开了新约的教会。路德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建立新教会，他所作的，只是把一个走了样的教会加以改革。
为了将路德派教会的信仰正式公诸于世，他撰写了一份信仰告白，提交公元1530年召开的奥斯堡国会。这份信仰告白就成为后来有名的“奥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这也是初期教会制订信经以来的第一份信条。
奥斯堡信条并未取代初期教会的信经（包括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敦信经等），乃是根据这些信经增补而成，包括这些信经的内容，并加以扩充。
四、路德的得力助手
路德一开始就获得许多的帮手辅助，其中最得力的一位是墨兰顿（Me1anchthon）。公元1518年，他年有廿一岁，便担任威登堡大学希腊文教授。改教运动一开始，他便参与；当路德在瓦特堡时，墨兰顿出版了一本书，是第一本将路德神学思想加以系统化的书。他是当代最有学识的人，被誉为“德国的教诲师”。这位“沉默的改教者”（The Quiet Reformer），对后来的“路德主义”（Lutheranism）具有缓和的作用。
另一位路德的好友及助理是施巴拉丁（Spa1atin），他是撒克逊选侯的私人秘书。令人诧异的是，腓勒德力给与路德许多友谊及高度的关怀，但他们俩人却始终未见过面、全靠施巴拉丁扮演他们之间的中人。
公元1525年六月十三日，路德又获得一位最独特的助手。因为在那天，路德与凯瑟琳（Catherine Von Bora）结婚。她本是一位修女，而路德原为一名修士。这事使他的父母非常高兴。路德也看这事是为后人作榜样，凯蒂波拉是个贵族的女儿，十六岁就当女修道士，听见路德改教的事，便隐身在威丁堡。她长于治家，后来生男育女，受福无穷，为家庭教育树立良好榜样。
有三百年之久，根据罗马教会的条例，神甫是不许结婚的。在一个人当修士或修女之前，必须先发誓永不结婚，这就是所谓的“圣品人员独身制”（celibacy of the c1ergy）。当路德结婚后，许多祭司、修士、修女都照他的榜样而行，成为改教运动中，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另一步。
叁、瑞士的信仰归正运动
一、慈运理
（一）慈运理的成长
公元1484年一月一口，在瑞士德语区的威得赫斯城（Wi1dhaus）出生了一个男孩，这孩子长大后，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慈运理（U1rich Zwingli）。
慈运理的一生和路德完全不同。他从未在修道院中过修道士生活。他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受教，研读的是早期希腊罗马的著作。
慈运理在巴塞尔（Basel）、伯恩（Bern），及维也纳（Vienna）各城受教育，于公元1506年得文学硕士学位，然后进入教会事奉，于公元1519年成为瑞士重要城市苏黎世（Zurich）教会的牧师。
慈运理最先受伊拉斯姆很深的影响。他详尽研读全部新约及教父著作；他和伊拉斯姆的看法一样，无意攻击罗马教会，只希望藉教育慢慢改善教会。最初，他个人的某些改教看法与路德无关，但后来他完全被路德影响，以致越来越远离伊拉期姆的看法。
（二）慈运理的改教
公元1518年，慈运理开始攻击赎罪券。路德在来比锡之辩中的立场以及焚毁教皇诏谕之举深深感动慈运理，使他对罗马教会作有系统、有计划的攻击。
苏黎世教室中的图像被搬走；弥撒被废止；祭坛、圣人遗物及宗教游行都弃绝不行；教会的行政管理、穷人的照应工作交给市政府来办理；学校制度也改善了。
从苏黎世开始，改教运动蔓延到好几个瑞士的县郡，但仍有不少县郡维持原来的天主教。
（三）慈运理与路德的不同
在对圣餐的看法上，慈运理和路德不同。路德对“这是我的身体”采“字面”解释，他认为基督升天后，他的身体无所不在，所以基督的身体确实临在圣餐的饼和杯中；慈运理则认为基督的身体只在天上，把“这是我的身体”解释为“这预表我的身体”；因此，根据慈运理的观点，圣餐是一项“纪念主”的仪式，“饼和杯”是 “基督身体与血的象征”。
公元1529年十月，路德和慈运理在马尔堡（Marburg）会谈，但这两位改教领袖至终无法获致一样的看法。
有一段时期，慈运理的影响力远及瑞士各地及德国南部。但他于公元1531年的一次战役中阵亡，以致该区复原教信徒渐渐倾向加尔文。
二、加尔文的兴起
第三位改教者是加尔文（John Ca1vin）。他于公元1509年七月十日出生于法国北部靠近巴黎的小镇诺阳（Noyon），父亲是诺阳主教的秘书。在父亲的帮助下，加尔文以十一岁幼龄便获得教会职位 ，而且有机会换取更高的薪俸。十二岁时，他前往巴黎大学进修。
当时，巴黎已有复原的气息，强调“靠恩得救”的真理。许多法国人也看见了神话语中的真理，于是教会大为改观，连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Margaret）也信了主。新的信仰，遍传全国。然而，反对势力接着兴起，公元1525年，正是加尔文到巴黎的那一年，复原派的著作都被定罪。
加尔文到巴黎后，对所有学科都努力学习：包括古典语文学、逻辑学、教父著作、法律等。公元1533年，由于被传加尔文与当地的教授一起宣扬复原派的思想，只得逃离，并开始了逃亡生涯。在此期间，他获得的一段喘息的日子，并于公元1536年春，出版了他的《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这本书是复原信仰最伟大的注释书，直到今天《基督教原理》仍被公认为最伟大的解经书之一。在写这本巨著时，加尔文才廿六岁。
公元1536年八月，加尔文经过瑞典的日内瓦。加尔文本来想在那里寄宿一夜，以便第二天继往前程。就在那一夜，著名的法国改教家“法惹勒”(Farel)，听见这鼎鼎有名的加尔文到了，就竭力留住他，请他帮助进行。加尔文道：“我只有二十七岁，除了读书以外，别无所求。”法惹勒答道：“倘你不帮助我们做主基督的工夫，上帝就要降灾到你身上。因你只求自己的益处，不求上帝的益处。”这给加尔文相当的震憾，于是就留下一起推进归正运动，竭尽力量改良这地方的教会。无奈日内瓦的人说他太过严厉，便把他逐出这地。后过三年，日内瓦的人计穷力竭，仍旧没有办法，不得已重请他来。加尔文勉从他们的邀请，担任这职位。从此以后他赶出阻挠他计划的人，大权在握，全城的人几无不听他的命令，因此日内瓦的道德风化，忽由浇薄一变而为纯厚，人都以为希奇。这实在是神籍着加尔文的而来的。
三、加尔文和日内瓦的改革：
公元1532年，伟大的法国布道家法惹勒来到日内瓦，他是一位热诚而具影响力的改教鼓吹者。他比较成功的开始了日内瓦的归正运动，到1536年，复原教信仰正式成为日内瓦的信仰。不过政治和宗教的动荡一直在继续，就在此时，加尔文经过此地，法惹勒认定这是神所差来的，因此热情的邀请他住下来。
公元1536年，加尔文开始在日内瓦工作。加尔文的人生，自抵达日内瓦到去世期间，可分为三个时期：公元1536年八月至公元1538年四月，为第一次去日内瓦时期；公元 1538年五月至公元1541年九月，为斯特拉斯堡时期；公元1541年九月至公元1564年五月去世时，为第二次去日内瓦时期。
加尔文在日内瓦开始工作之初，谦卑地担任法惹勒的助手。第二年，被委任为讲道师。
加尔文和法惹勒给市议会三项建议，该建议是加尔文起草的：（1）每个月举行一次圣餐。生活不检点的基督徒，加以惩治。严重者，革除教籍。（2）采用加尔文所写的“信仰问答书”。（3）每个市民均需要接受法惹勒所写的“信经”。
以上所提三项建议，立刻遭到敌对。接着，反对党又在选举中获胜，他们决定采用邻城伯恩的崇拜仪式，而伯恩也早已想使日内瓦采用他们的仪式。加尔文和法惹勒对崇拜仪式的不同并不看重，他们拒绝伯恩的仪式，是因为此举乃出于政府的强制执行，没有事先征得教会领袖的同意，显然政府剥夺了教会的自主权，既然他们二人不肯低头，于是被政府驱逐出境。时当公元1538年四月廿三日。
此时路德在来比锡之辩中的同工布塞珥（Bucer），邀请加尔文去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加尔文欣然接受，因为这是他当初最渴望想前往的一座城。
经过十八个月在日内瓦艰苦的奋斗后，加尔文终能在斯特拉斯堡享受三年平静的生活。在那儿，他和荷兰来的范布兰（Ide1ette Van Buren）女士结婚；也在该城中，结识许多路德和慈运理的跟从者；同时牧养法国路德派信徒在该城成立的难民教会。因此，这三年，可以说使加尔文得偿宿愿：一方面过平静的学者生活，一方面牧养教会，得到实际经验。
另一方面，加尔文离开日内瓦后，整个城陷入混乱局面。一位能干的红衣主教萨多雷托（Sado1eto）想利用这种混乱的情况，乃以高雅的拉丁文写了一篇动人的讲词，劝日内瓦人回到“母会”（天主教）的羊群中。为了对抗这位红衣主教，加尔文捐弃个人对日内瓦人的不满，再以高级的拉丁文写了一篇精彩的“驳萨多雷托书”，这份反驳书，把日内瓦的归正运动稳定下来。
事情演变得越来越糟，驱逐加尔文出境的反对党，又于公元1539年与伯恩订立条约，大大损害日内瓦的自主权。因此，该党于第二年被民众推翻，并把签定条约的人判为卖国贼。于是，加尔文的友党再获政权，他们邀请加尔文回到日内瓦。
公元1541年九月十三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加尔文再度进入日内瓦。从神把加尔文带到日内瓦的事上，可以看见神自己奇妙的预备。因为在当时，这个自由、独立、民主的日内瓦城是全世界最适合加尔文推动改教事工的场所。加尔文的人生，到如今都在为这项重大任务而准备。这伟大事工正在日内瓦城等着他，而且将带出全球性的影响力。
加尔文回来后，便提出“教会宪章”，这是一套教会管理的规条；这宪章立刻得到采纳。宪章内容是根据圣经教导，在教会内设立四个职份：牧师、教师、长老、执事。
在加尔文的制度中，长老居重要地位；长老们是从教会的会员中选出，他们与牧师组成“教会法庭”（Consistory）；长老们的职责是监督信仰的纯正及信徒的生活。加尔文给“教会法庭”有惩冶信徒及革除教籍之权；若一宗案件需要更进一步刑罚，则交给行政当局处理。
路德被情况所逼，给德国贵族权柄过问教会事务；而加尔文的理想是：教会完全独立，不受政府管辖。以加尔文而言，教会的自由在于教会有权革除教籍，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扰。
曾有一次，一些被教会法庭革除教籍的日内瓦市民，拿着武器，冲进教堂，企图以暴力领受圣餐；他们声称若加尔文不让他们领圣餐，就要取他的性命。加尔文伸手护卫桌上的饼和杯，向他们宣告说：“你们只能从我的尸体下领到圣餐！”就这样，藉着他的勇气和毅力，加尔文使他们屈服，放弃以暴力领受圣餐之举。
许多人为复原派信仰遭受逼迫，因此难民潮从不同国家流入日内瓦；这些人成为加尔文最勇敢的支持者。当他们成为公民后，加尔文就有了一个忠于他的政府。公元1555年起，加尔文就做了“日内瓦的主人”。
在加尔文带领下，教会法庭订立条规，可以完全管制日内瓦市民的生活，使日内瓦成为基督化城市 -- 一个“上帝之城”；地方政府则将教会法庭所订的条规付诸实行。
加尔文晚年最大的成就，是创办日内瓦学院（Geneva Academy），这是第一间复原教大学。这间学校后被称为“复原教总部”。加尔文深深体会教育的重要，从研经中，他清楚看见神的荣耀不只在拯救灵魂，全世界都属乎神，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是神所关心的；因此，无论是政府人员、医生、律师或其他行业，都需有认识神、荣耀神的教育。藉着日内瓦学院训练出来的人、教会的行政制度、著作（尤其是基督教原理及圣经注释），以及与欧洲各地领袖人物的书信来往；加尔文在到处都有跟从者，他的影响远及义大利、匈牙利、波兰及西德各地。
加尔文，本来不过是个传道人和神学教授，却发挥了超国际的影响力；他使福音之光，从日内瓦小城照射到欧洲各角落，加尔文成为一个的国际信仰复原运动者。
更令人吃惊的是：加尔文的身体羸弱，经常在病痛缠磨之中。他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事工，主要是因为神与他同工；而强烈的意志力，使他能超越所有的困难与残缺。公元1564年五月廿七日，加尔文鞠躬尽瘁而死，享年不到五十五岁。
他的标志是“一只手捧着一颗火热的心”；他的座右铭是：“主啊，我心为你而献，快速地！至诚地！”；加尔文的一生，就是遵照这座右铭而活。
四、加尔文与路德的异同：
路德与加尔文在“预定论”的看法上一致。他们都相信神已在万世之前拣选了承继永生的人；两人都根据奥古斯丁及保罗书信发挥这项教义。
在崇拜的仪式上，加尔文与路德不同：路德尽量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只要是圣经没有禁止的事，他都保留；加尔文尽量远离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他只实行圣经所吩咐的事。然而他们二人均以讲道为崇拜的主要项目；二人都为会众预备诗本，只是路德着重圣歌，而加尔文偏重诗篇。
在教会行政上，加尔文与路德不同：路德准许政府过问教会；加尔文不承认政府在教会中有任何权柄，他甚至使教会有权干涉政府；而且加尔文比路德更强调教会惩治。他们二人都顾念穷人，都在教会中安排执事，专做关怀贫民的工作。
他们二人都深信“每个人都有权自己读经”。为了达到这目的，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加尔文将圣经译成法文；他们二人都是语言文字的专家，他们的译文对本国的文字架构有不少贡献。
他们二人都重视教育：路德本是威登堡大学的教授，同时也讲道；加尔文本是日内瓦教会的传道人，晚年时创办了日内瓦学院，自己也成为该院教授。他们二人都强调信仰必须奠基在纯正教义上，因此，二人都为信徒写了信仰问答书（Catechism）。
在对圣餐的看法上：加尔文与路德及慈运理都不同。加尔文与慈运理都否认路德“基督的身体真正临在饼和杯中”的看法；但加尔文又不同意慈运理“圣餐仅为纪念仪式”的看法；加尔文认为：“基督的灵真正临在饼和杯中，信徒凭信心领受圣餐时，真正领受了基督，不是属体的，乃是属灵的”。
加尔文和路德都坚信“唯独因信称义”的道理。对路德而言，“因信称义”是教会站稳或跌倒的根据；对加尔文而言，“预定论”是教会的基础。
路德强调“人的得救”；加尔文强调“神的荣耀”。
加尔文的工作及领导，虽然和路德不同，但也极具意义。他是改教运动的第二代，已有前人为他奠下基础（如路德、布塞珥等），因此，他可以继续前往，进入基督教原理和圣经的阐释。他是一位伟大的解经家，就算三百年后，在圣经研究方面，加尔文的著作仍被列入第一流作品中。
肆、英国的信仰归正运动
一、丁道尔翻译圣经
从教会历史一开始，神的话和神的灵就是最重要的两个元素。耶稣和使徒们的教导，奠基于旧约；后来新旧约圣经就成为基督徒真理的源头，也是生活行为的规范。
教会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是将圣经译成不同语言。直到今日，只要能作到，宣教士们就将圣经译成宣教对象的语言。七十位学者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把旧约自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而成为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耶柔米将圣经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成拉丁文，而成有名的武加大译本（Vu1gate）。圣经译本是推动改教运动最具威力的力量：威克里夫将圣经译成当时的英文；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加尔文提供法文译本；荷文译本大大助长了荷兰的改教运动；而丁道尔也开始将圣经译成英文。
丁道尔（William Tyndale）先后在牛津、剑桥受教育。他首先接触伊拉斯姆的观念，然后是路德的，最后是慈运理的。因此，他定意要把圣经放在每一个人手中。一般百姓当然无法读拉丁文圣经，至于威克里夫的英文译本，一方面数量很少，一方面经过二百年后，英文本身有很多变迁，使威克里夫译本中的英文不易了解。
丁道尔的译本于公元1525年在德国出版，是直接由希腊文译成英文的精彩译本，（威克里夫译本是自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成的）。第一版共出六千册，在往后十年中，又出了七版。接下来，他又翻译了旧约的一部份。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丁道尔都在强烈反对和恐怖逼迫的威胁之下。最后，他的敌人将他捉到，丁道尔终于在公元1536年六月于布鲁塞尔附近殉道。他的译本为英国及苏格兰改教运动带来极大的帮助，再一次证明神的话比刀剑更有能力。
公元1535年，另一本全部圣经的英译本问世，它是由科威对勒（Mi1es Coverda1e）翻译的。
二、王室的影响
英国的改教运动有许多独特之处：一方面，在英国没有一位突出的、伟大的领袖，诸如路德、慈运理、加尔文、诺克斯之类的人物。另一方面，英国教会的改革不是经由教会职员推动，而是藉着一位国王。
在这时期，英国已经发展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人民反对所有外来的统治力量。文艺复兴时期，教皇越来越趋向世俗，对世界的事比对教会的事更感兴趣；因此，在英国人眼中，教皇不过比义大利贵族高一点罢了。虽然英国人还是忠实的天主教徒，但他们却越来越不满意于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管辖，更不愿将教皇规定的大笔献金送到罗马。
第一个给英国归正运动带来影响的应算享利八世。
当时，英王亨利八世（Henry）请求教皇批准他与皇后迦他林（Catherine）离婚，因为他计划与波林（Anne Bo1eyn）结婚。由于教皇拖延许久都不给他答覆，英王就自己行动，他使国会于公元 1534年通过一项法案，宣称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唯一最高元首”，这法案被称为“最高治权法案”。从而使英王取代了教皇的地位，成为教会元首。接着又使国会通过“叛国与异端法案”，即“凡接受天主教以外教义的，就是异端；凡不承认国王是教会最高元首的，就是叛国”。在这一法案下，许多原先逼迫信义宗信徒的天主教修士被定叛国而处死刑。
这时，英国的教会行政制度仍然还保持着教皇制的方式，不过在行政上是归国王所管。因此，英国教会（也称安立甘教会Anglican Church）仍维持由主教治理的形态，而以国王为最高元首。从此以后，英国教会（安立甘教会）又称为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接着亨利又在教义方面、崇拜仪式及某些信仰实践上增加一些改革。修道院被关闭，圣徒遗物不再看为神圣，也不再展览。在英国，有许多小修道院，也有几间大修道院。这些修道院拥有许多财产，包括土地、珠宝、黄金。国王将它们的士地区划起来，分配给他的心腹；这样，他为英国开创了新的贵族制度，而且是忠于国王的一批人。
直到亨利八世在位末期，英国还不是一个复原教国家。我们只能说，在伦敦及英国东南部的人属于路德派。英国西部和北部，仍属天主教，而且几乎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
第二位对英国归正带来影响的是爱德华六世。
亨利八世于公元1547年去世，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即位；爱德华年仅九岁，便由舅父索美塞得公爵（Duke of Somerset）摄政。索美塞得摄政与他的新政府都倾向改教运动。因此，在爱德华短暂的在位时期，英国改教运动有相当大的进展。
公元1547年，国会通过准许信徒在圣餐时，不但可以领受饼，也可以领受杯。第二年年初，宣布所有图像都需从教堂中挪走。再过一年，又宣布圣职人员不必守独身，祭司以及圣品人员结婚视为合法。
公元1549年，国会通过“教会统一条例”，这项条例规定，教会崇拜必须依照“公祷书”进行。这本公祷书，也称为“爱德华六世初版公祷书”。根据此书，圣公会在崇拜中以英文代替拉丁文；直到今天，英国教会原则上仍沿用这本公祷书。
“爱德华六世初版公祷书”没有满足任何人：保持天主教信仰的信徒不满意这些改变；赞成改教运动的人，则认为改得不够。公元1552年，国会又通过一项新的“教会统一条例”，把公祷书加以修订，几乎取消了所有天主教的仪式。不再为死人祈祷；用圣餐桌取代祭坛；圣餐时以普通面包取代圣餐薄饼；驱鬼术与抹油礼都被拒绝；对于圣餐的看法则根据慈运理的看法，相信饼和杯只是基督身体和血的表征。
教义方面也有改善，坎特布里大主教克蓝麦起草了一份新的信经，有六位神学家帮他（其中一位是诺克斯），总算完成最后格式，而被全英国教会采用。这信经称为“四十二信条”，一般而言，这份“四十二信条”比公祷书更代表复原教精神。
到这地步，似乎英国改教运动即将大获全胜。然而，忽然间，这辆“得胜列车”被迫停止；天主教势力再度收复自亨利八世以来，所有失陷的地盘。
第三位影响归正运动的是继爱德华之后的“血腥玛利”。
爱德华于公元1553年因肺病去世，享年仅十六岁；他的姊姊玛利（Mary）即位，登上英王的宝座。
玛利是个坚定的天主教徒，她使英国改教运动至少倒退了廿五年。所有国会在前王任内通过的法案，都被撤销，而恢复采用亨利八世最后几年所用的崇拜仪式。凡赞成改教运动的主教或低级圣职人员，都被革职。许多改教领袖逃到欧洲大陆；在那里，他们受到加尔文派的欢迎，却因不接受基督身体临在圣餐中的看法，而被路德派疏远。
曾于亨利在位期间，逃往欧陆的红衣主教波尔（po1e），这时回到英国。国会再度过通恢复教皇在英国的权柄，并重新制定对付异端的法案，同时，撤销亨利八世时代有关教会的法律。英国的改教工作完全被毁，教会又回到公元1534年以前的光景。只有一项例外：修道院的产业仍可保留在新占有人的手中。
公元1555年是英国复原派教徒最恐怖的一年。这一年中，英国各地有七十五人被火烧死。在逼迫中，最出名的殉道者是两位主教：喇提美尔（Hugh Latimer）和利得理（Nicho1as Ridley）。当火焰吞灭他们之际，喇提美尔安慰一同殉道的同伴说：“感谢神，我们今天要在英国点起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台！”玛利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又把坎特布里大主教克蓝麦用火烧死。
玛利继续血腥的逼迫，到公元1558年十一月七日她去世之时。在她统治下，大约有三百人被火烧死，她残酷的逼迫，为自己换来“血腥玛利”（B1oody Mary）之称。
五、克蓝麦（Thomas Cranmer）
虽然英国改教历史中，主要的角色都是政治人物，但其中有一位是教会圣职人员，这一位不遗余力地宣传复原教主义。他可算为英国圣公会的创始人。公元1532 年，亨利八世指派克蓝麦担任坎特布里（Canterbury）大主教；在此以前，克蓝麦是剑桥大学的一位讲道师；在欧陆旅行时，他遇到教皇、皇帝以及路德派领袖们，这些人都加强他对改教运动的倾向。
他对国家意识及改教运动两方面都有强烈的感受，以致全力支持亨利八世切断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统治。亨利八世死后，克蓝麦成为英国改教运动的推动力。在他的指导下，许多改革付诸实行，例如：圣餐时，信徒可以同时领受饼和杯；教堂里取消图像等。
为了强化改教运动，克蓝麦特别从德国请到复原教领袖马特（Peter Martyr）和布塞珥（Martin Bucer）到牛津及剑桥执教。又因为许多圣职人员仍然照传统罗马方式举行教会仪式，克蓝麦在国王特许下，派遣“御用牧师”到各地游行讲道，教导圣职人员，也教导一般百姓；我们记得，诺克斯就是被派的人之一。克蓝麦同时也是“公祷书”与“四十二信条”的主要起草人。
公元1555年，他被罗马革除教籍，而以红衣主教波尔接他的空缺。到这地步，克蓝麦屈服了，他公开承认教皇有权管辖英国教会。但玛利仍一心要把他置之死地，并希望他在死前公开表示放弃复原教主义，因为这样，就能大大破坏改教运动。在这以前，克蓝麦已经被迫签署了一份否认复原教主义的宣言。他的死刑订于公元1556年3月21日在牛津执行。就在行刑之前，克蓝麦再一次得回勇气，他把以前所有翻供与否认的事全部撤销，而以坚定的口气宣告他的复原教信仰，同时戏剧性的道出自己在否认改教原则时的感受。在火焰中，他高举那只曾经签署过否认宣言的手，直到烧成焦烬，火舌吞灭了他的全身。克蓝麦终于以英雄之死殉道。
六、伊莉沙白时代的改教运动
玛利死后，由妹妹伊莉沙白即位。当玛利在位时，伊莉沙白的生命一直在危险中，因为她受教于克蓝麦，表面上遵行天主教礼仪，心中却归属复原教。登基以后，她终于可以使英国改教运动获胜。玛利逼迫的原来目的是要将复原教主义全盘消灭，但没想到，竟造成全国反罗马情绪的高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甚。这再一次证明了：“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公元1559年四月廿九口，国会在强烈反对下，再度通过“最高治权法案”。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政府摒拒了所有教皇在英国的权柄。
接下来是修订“爱德华六世公祷书”，将其中反教皇的祷告文删除；至于天主教基督身体临在圣餐饼与杯中的教义，则暂不讨论。原来在公祷书中曾清楚说明，圣餐时下跪并非对“饼”的敬拜，但为了讨好天主教，在修订时，把这一段删棹。这些妥协之举，在当时看来似乎相当明智，谁知道却成为后来许多不满与冲突的根源。
公元1563年，又在教义上做了一点修改。把原来的“四十二信条”缩减到三十九条，而成有名的”三十九信条”（Thirty-nine Articles），也是今天英国教会正式公认的信条。
这些在教义上、崇拜上、及教会行政上的改变，经过正式采纳后，便称为“伊莉沙白决议案”（E1izabethan Settlement）。英国改教运动至此暂告一个段落：但我们 以后会发现，它不但继续发展，而且更加激烈。
天主教徒在英国，从此变成了少数人。
从表面上看，英国的改教运动是由政府、国王、女王所推动；看起来，政治目的超过宗教目的；但如果没有一股强大的宗教情绪滋长在英国国民的心中，这些国王、女王也是无法带出改教运动的。
伍、信仰归正的影响
一、正面的扩展
（一）德国——信义宗（路德宗）
信仰归正运动是在德国发起的，不过在德国出现了两批人，一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本身，二为支持改教的王侯。在改教初期，因要面对土耳其人军队的临近而不得不对改教者采取一些容忍的政策。
1546 年，马丁路德去世，他所带领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建立起来，可是皇帝还是一意孤行的派他的军队去对付这些王侯，甚至把威登堡都给攻下了。到 1555年皇帝发觉到虽然他在军事上好象已经把改教王侯打败了，可他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有效去统治这个地区，天主教的架构已经不容易在德国的地区重建。结果皇帝就与反对者订立一个合约——奥斯堡和约。
透过这个和约皇帝正式的批准在德国改教职工的教会拥有合法的地位。在德国的教会在路德的带领下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大家就喜欢称这个教会为信义宗的教会。“信义”就是因信而得称义，“信义宗”这个名称是指着福音教会的意思，。主要的原因是教会之所以要脱离罗马，因为教会现在重新发现到信仰的真正意义，乃在于一个人的信心里面接纳耶稣基督的救思，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后来当教会发展时，有一些人就喜欢用路德的名字，因此就出现一个名称“路德宗 ”。
归正之后，德国及附近的信徒就相关的教义进行了许多的讨论，并以信条的方式写下大家公认的答案。 1580年，信义宗的教会公布了《协同书》，其中把许多的相关信条收集在一起，合订为一册。内中有“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另外加上在宗教改革时期所出现的、使用过的信条，如：奥斯堡信条、协同信条的文件。这些文件综合起来就构成了协同书这本信仰的宣告。
（二）瑞士——改革宗
在瑞士，当教会进行改革的时候，他们就称自己为“改革教会”。他们所标榜的是他们现在要离开、脱离罗马而独立。他们采取的路线就是以圣经作为标准在教人内部进行一些改革，所就称为改革教会。后来逐渐的形成叫做改革宗的教会。
改革宗的正统，同样是在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在瑞士本土上流传一个信条——瑞士信条。瑞士信条有两份，尤其是第二份，可以说大致上使到在瑞士地区的基督徒在信仰上有个共同的立场。到了后来，改革宗的教会又进一步接纳了另外一些信条，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文件叫“海德堡要理问答”。
由于瑞士的改革宗直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才取得合法的地位，改革宗的信仰正统形成的时间要比信义宗迟一些。而且这些信条在逐渐收集、慢慢流传的过程中，改革宗要面对许多的压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加尔文本人被主接去之后，接任的人对加尔文的言论开始有了一些不同的解释。
到了十七世纪初年，两种的观点明显对立。其一为亚米纽斯所代表的立场。亚米纽斯是当时教会相当有影响力的领袖；公元1560年，亚米纽斯生在荷兰的奥得瓦特（Oudewater）。在他还小的时候，西班牙人来，毁了他的家乡，也杀害了他的父母和亲友。他被一些有爱心的荷兰人领养，长大后进入莱登大学受教，在校内表现优异。由于他的天资，阿姆斯特丹市长资助他出国深造；在日内瓦，他赢得加尔文继承人伯撒的好评；他也前往义大利进修。回国后，亚米纽斯渐于公元 1588年成为阿姆斯特丹改革宗教会的牧师。在当时被公认是一位博学能干的牧师；他讲道时，内容清晰、口才流利、善于表达，吸引了无数听众。他的观点归结为：①凡相信主耶稣的，必定得救。②基督为众人而死。③人需要神的恩典，因为人的本性败坏，无能自救。④神的恩典是可抗拒的。人人皆能领受，也能抵抗和拒绝。⑤人虽一度做为信徒，但却有可能背道，甚至最终亦有可能沉沦。
其二为一批坚决追随加尔文的人。他们的观点也归结为五点：①神作无条件的拣选。②有限的赎罪；基督仅为他所拣选者死。③人因堕落而全然败坏。④神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⑤被拣选者享有永远的安全。
为了解决这个分歧，多特会议召开。会期自公元1618年11月13日至公元1619年5月9日。多特会议是改革宗教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会议，出席代表不仅来自荷兰改革宗教会，也来自英国、德国、瑞士各地的改革宗教会，法国及德国偏远地区虽被邀请，但因路远，没有出席。值得一提的是亚米纽斯本人也没有出席。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拒绝亚米纽斯的教导，除将其定罪外，又在“多特法规”（Canons of Dort）中，说明了改革宗的真正教义。“多特法规”的制订，是改革宗教会在信条制订过程中的最高水准。因此，后来改革宗的正统，就以加尔文主义为主流。
（三）苏格兰——长老会
当时，苏格兰与英国或英格兰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在苏格兰地区的宗教改革就因着一个非常出色的领袖而闻名天下，他叫约翰诺斯。据说，约翰诺斯曾经做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祷告，使得当时的统治者 为之震惊。他祷告说：“主啊！求你将苏格兰赐给我，不然的话，你就取我的性命。”意思就是说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赢取整个苏格兰。
当约翰诺斯提出这种改革主张的时候，就受到当时统治者的反对，于是他逃亡来到日内瓦城。他在此看到加尔文是如何有秩序的、有效的建立教会，他就大受感动，并在此学习了加尔文的一些作法。当苏格兰爆发内战时，约翰诺斯就带领许多加尔文份子回到苏格兰。内战结束之后，苏格兰的政府就坚决的支持宗教改革。
就在这样的气氛底下，闻名的苏格兰长老会被建立起来，她在许多方面成为了长老会制度的一个典范。而且她也是改革宗信仰的一个主要发展地。在日内瓦，加尔文只是影响一个城市，但约翰诺斯却在整个国家实践加尔文的教会理想。苏格兰教会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就出现了一个四级的议会制度。也就是说，苏格兰的教会是以议会的方式来组织的，不过有四个不同的等级。
首先，在一个堂会里，就由一些大家共同推举出来的长老来带领。其次，就由各个堂会委派出一些长老，来商议在同一个城市里面的教会事务，所以就形成这个城市教会的等级。同样的，在一个省份里，每个不同的城市也照样在他们的教会议会里推举出一些代表商讨在省份广大范围里的一些共同事务。然后在上的当然有全国性的议会，全国性的议会的代表就是从各个省份里面所推举出来的。这个制度后来就被称为“长老会制度”。
长老会的好处之一就是在各级的议会里面负责来讨论、制订一些教会方针的决策人都是教会里面长老阶层的代表来的，因此就使教会在动作上能够有一批比较资深的信徒来带领。
（三）荷兰
其实今天所谓的荷兰在当时不过是神圣罗马帝国里面的一部份。因马丁路德的影响，荷兰的地区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些改教的思潮，不过因皇帝有效的管制在这个地区里改教的思想一直没有办法具体的建立起来。
皇帝为着对付德国，结果应帝国里抽取重税、人力，因此老百姓对皇帝的统治和他的宗教政策不满。同时也使到在荷兰地区的改教势力逐渐的在民众当中漫延开来。终于在荷兰爆发了一场独立的运动。皇帝就派军队来镇压，并有效的控制着南部的地区；在北部改革者者成功的取得一此影响，建立起一个不大稳定、却又肯定的独立的一个政治实体。一直到1648年，北部地区就取得了独立，命名为荷兰。南部地区称之为比利时，而比利时就继续以天主教作为宗教信仰。后来基督教的信仰籍由荷兰的海军及他们的航海技术传到世界各地。
（四）英格兰
在改教的浪潮中，英国是独特的。因唯有英国的改教是由国家来主导的，英国的教会是英国国家的教会，被称为圣公会或安立甘宗。但由于当时的改教氛围浓厚，改教者不满当时政局所作的改革，就在圣公会之中产生许多要脱离国教的人。
1、清教徒运动
英国的改教运动是漫长的，前文已经看到英国教会的独特之处，其特点之一是：英国的改教运动，政治性超过宗教性；强调组织超过强调教义。另一个特点是：其他国家改教运动多少已进入定局之时，英国仍然处于动荡和改变的阶段，主要是因为加尔文的影响强烈地临到英国教会，而这影响来到英国比到法国、荷兰、苏格兰等地都晚了很久。
公元1563年的伊莉沙白决议案，并未解决英国的教会问题。当血腥玛利逼迫时，许多复原教徒逃到日内瓦归附了加尔文，公元
1558年，伊莉沙白继玛利人后，登位为英国女王，这批信徒便怀着满腔热情、带着加尔文观念回到英国，因此，几乎在伊莉沙白统治一开始，就听列无数鼓吹彻底改教的呼声。公元1563年的决议案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因为他们所期望的是看到英国教会被彻底洁净；因此，这批人就被称为“清教徒”
（Puritans）。
清教徒渴望改革英国教会；清教徒渴望看到每个教会都有热心的、属灵的、善讲道的牧师；他们要求废除当日流行的牧师礼袍、跪着顶圣餐的方式、婚礼中的戒指仪式以及洗礼时划十字的记号。
清教徒认为牧师礼袍使圣职人员成为特殊阶级，无形中、联想到天主教祭司的权威。跪着领圣餐的方式，令人联想到天主教的化质说，敬拜临在圣餐的基督身体。婚礼中的戒指仪式则代表天主教以婚礼为七圣礼之一的看法。对清教徒而言，洗礼时划十字的记号，纯属天主教的迷信。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教会把这些“天主教的旧酵”（old 1eaven of Catholicism）都扫除干净。不久，他们又进一步要求教会行政制度由主教制变成长老制。
清教徒运动的领导人物是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他是剑桥大学的神学教授。早期反清教徒的首脑人物是惠特吉夫（John Whitgifi），在他的阴谋下，卡特赖特被撤职；此后，卡特赖特便过着流浪与受逼迫的日子，但他仍继续为长老派清教徒主义（Presbyterian Puritanism）不遗余力地劳苦工作。
虽然清教徒反对英国教会的主教制及许多仪式、条文，但他们绝不脱离教会；他们仍愿留在教会中，从内部加以改革，以便照加尔文日内瓦教会的模式，塑造英国教会。
但在清教徒中另有一批人认为，从内部改革英国教会的工作，不是绝望就是一项冗长乏味的事工。因此，他们决定脱离英国教会，故被称为“分离派” （Separatists）或“不同意者”（Dissenters）。在教会行政制度方面，他们强调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干涉另一个教会。因此，他们又称为“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s）或“独立派”（Independentists）。
共同点是留在英国教会及脱离英国教会的人，都接受加尔文信仰。
伊莉沙白死后四十年内，清教徒都在受压及逼迫之下。直到公元1640年的“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长老派清教徒才占大多数。他们立刻肃清议会，将两位最反对清教徒的人物：斯特拉福伯爵（the Ear1 of Sirafford）与大主教络得（Archbishop Laud）送去审问、定罪及斩头。
国王查理对这些事甚表不悦；于是他决定动用武力，使国会屈服。他离开伦敦，前往诺丁安（Nottingham）发动战争，在国王这边的是贵族与士绅；由于他们的英勇与骑术被称为“保王党”（Cavaliers）。在国会这边的是店员、农夫及小部份高阶层份子。他们留着短发、显出头形，因此被讥为“圆头”（Roundheads）。
战争初期，国王这边占优势。后来在国会军队中，有一位农夫，名叫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他看出真正的难处，他对一位清教徒国会议员汉普登（Hampden）说：“一批穷酒保和学徒，绝不能打倒贵族。”于是他组建骑兵团，并身为骑兵团团长。一个二万一千人的军队按照“克伦威尔军团”的方式组织了起来。这是一个充满宗教热诚的团体，是十字军以来没有见过的现象。这支军队中，全体团员都有宗教信仰，他们不起誓、不喝酒、唱着诗、迈向战场。大部份军人是敬畏神、心中火热、吟唱圣诗的清教徒。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读经、祷告、唱诗。
纳斯比之役（Battle of Naseby）中，保王党像风前的糠批溃散，国王被迫投降，审讯之后，国王被判为暴君、卖国贼、谋杀者及公敌，必须处以死刑。公元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走上了伦敦皇宫前的断头台，当时有极多群众在场目睹国王的死刑。
在战争进行中，国会决定改革教会，于公元1643年废除主教制，并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会议（The Westminster Assemb1y），以制订信条及教会行政制度。大会有一百二十一位教牧代表及三十位信徒代表参加，其中除公理派与圣公宗外，大部份是长老派清教徒。由于苏格兰人在战争时给过帮助，所以也将一些席位给苏格兰代表；虽然他们没有投票权，但在会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威斯敏斯特会议成为英国教会史中一次划时代的会议。会中制订了“崇拜指南”以取代过去的“公祷书”。这本“崇拜指南”至今仍被长老派及公理派教会所采用。会中也订立了有名的“威斯敏斯特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这是改教运动时期，复原教主义最后一份伟大的信经。此外，也为讲道解经预备了“大本信仰问答”；并为教导儿童预备了“小本信仰问答”。
公元1648年，国会通过接受这些文件，只将威斯敏斯特信条作了些许修订。这份信条也在苏格兰全国大会中通过采纳。加尔文派在英国教会所做的改教运动，至此可以说是大功告成。同一年，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也因韦斯发里亚和约的签订而告结束。
2、公理会
第一个在英国传播公理派思想的人是布饶恩（Robert Browne）。公元1581年，当伊莉沙白在位时期，他在诺立赤（Norwich）组织了一个公理派教会，在教义及崇拜方面，他们属于加尔文派；他们是为了教会行政制度的问题而脱离英国教会。因此他被送进监狱，从监狱释放后，他带着大部份会友逃到荷兰的密得尔堡（Midd1eburg）。
布饶恩在密得尔堡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一本教导真基督徒生活言行的书”：书中阐释了公理派原则。这套有关教会行政体系的原则，至今仍为公理派教会使用。
简而言之，公理派主义所强调的是：每个教会独立自主；各教会选择自己的一位牧师、一位教师、数位长老及数位执事；教会间，彼此没有管辖权，却以弟兄友爱之情互相帮助；在需要时，各教会可以派代表在一起开会，案件可以在会中提出思考，并加讨论；会议的决定，各教会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采纳。
公元1587年，在伦敦一位名叫巴饶（Henry Barrow）的律师及一位名叫革林武得（John Greenwood ）的牧师，因为举行分离派聚会而遭逮捕并监禁。在狱中，他们写了几篇文章，攻击安立甘派和清教徒派，并带出公理派原则。这些文章，被偷运到荷兰出版，将公理派思想更加广传，也赢得许多信徒。
由于巴饶和革林武得的文章而归入公理派的人中，有一位清教徒牧师、名叫强生（Francis Johnson）。当公元1592年，公理派教会在伦敦成立时，强生被选为教会牧师，革林武得担任教师。第二年春天，巴饶和革林武得因为不肯承认女王伊莉沙白在教会中有最高权柄，而上了断头台。国会通过一项法规，宣告所有不服女王最高治权、拒绝到主教制教会聚会，及参加非公祷书所定仪式聚会的人，一概放逐。因此，大部份伦敦公理派信徒都逃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强生也在那儿，继续做他们的牧师。
在克伦威尔的影响下，公理派主义越来越趋重要，只是信徒们尚未组成一个宗派；因此必须将公理派长老们召集在一起开会，以制订一份信条。公元1658年九月廿九日，正当克伦威尔死后第廿六天，大会在伦敦的萨浮宫（Savoypa1ace）举行。会议中制订了“公理派信仰与制度宣言”。大部份与会的领袖人物都参加过威斯敏斯特会议；因此，他们几乎将加尔文派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全部放进他们的信条中。萨浮宣言中，有一段是“耶稣基督所规定的教会制度与组织”，该段肯定地宣告，他们只采纳公理派原则的教会制度与组织。
3、浸信会（The Baptists）
斯弥特和他的会友们在阿姆斯特丹接触到门诺派（重洗派）信徒，在门诺派的影响下，他们也采纳了浸礼派原则。有一部分会友于公元1611或1612年间，回到英国，在伦敦建立了第一间浸礼派教会。
同时，荷兰的浸礼派又受到亚米纽斯主义（Arminianism）的影响。亚米纽斯主义是不接受“预定论”的；那些接受亚米纽斯主义的浸礼派信徒，后来被称为“普通浸礼派”（General Baptists）。
罗宾孙在莱登的教会中，有一位名叫雅各（Henry Jacob）的人，他回到英国守特瓦（Southwark）成立了一间公理派教会。公元1633年，有些人退出这间教会，因为他们接受成
人浸礼及加尔文主义。这一派后来被称为“特别浸礼派”（particular Baptists）。
浸信会所标榜的是一个人必须是成年的，以他的意志经过思考才接受耶稣基督的，而且这些人就不应该用点水或者是洒水的方式，应该采用全身浸到水里面的方式去接受水礼。因此就被称之为浸信会。
4、贵格派：
创立者弗克斯（George Fox；1624-1691）于十七世纪生于英国，弗克斯是个织工的儿子，长大后成为一名鞋匠，他所知道唯一的一本书就是圣经。当时，英国教会中极其缺乏信仰的真诚和实际。
弗克斯是一位极其严肃而敬虔的人，他坚信圣经，他心中切切地渴慕真理和真诚的信仰。弗克斯称圣灵的光照为“内心之光”。第一批接受弗克斯教导的人，叫做“真理之子”，后来他们被称为“真光之子”。他们深信在他们心中有一样东西会指示他们对与错，也带给他们生命、能力与喜乐；他们称它为“基督之光”或“神的种籽”。
贵格（Quakers）这个名字的由来并不确定。可能是导源于有一次弗克斯叫一位英国长官要“因主的话而战栗”。有些人则说是因为早期弗克斯的门徒非常热诚，在聚会中，尤其是祷告时，因情绪激动而战栗，他们的敌人就给他们取外号叫“战栗者”（Quakers）。然而，他们很不同意这个名字。他们最喜欢约翰福音中主那稣所说的：“我称你们为朋友”；因此，他们喜欢被称为“朋友”。他们的组织，不称为教会，而叫“朋友会” （Society of Fiends）
他们聚会的地方非常简单，里面没有讲台、没有乐器。也不唱诗。他们坐在一起，安静地等候圣灵的感动。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们就静静地离开；但有时圣灵会感动一位或数位“朋友”，不论是男或女，这些被感动的人就站起来分享他们的信息。在信息之间，有时也会渡过一些完全沉默、痛苦难捱的时光。
他们被残酷地逼迫；虽然如此，人数仍然增加。公元1654年时，只有六十位贵格派信徒；四年后，增加到三万人。
今天，在英国大约有二万二千名贵格派信徒；在爱尔兰有二千人；在美国有十一万五千名信徒，美国的胡佛总统便出身自贵格世家。
（五）美洲
上文提到，清教徒在英国时有两个主流力量，其一是主张留在英国教会，从内推动改革；另一为“分离派”，主张脱离圣公会，另建教会。而且分离派的势力与日俱增，引起政府的高压逼迫。一五九三年，形势更加恶劣，女王颁下御令，凡那些不出席国家教会的崇拜而到一些私自聚集的地方崇拜，一经查出，便要被赶出英国 。
伊利沙白女王死后王位由苏格兰王雅各六世继任，他到英国即位时，改王号为雅各一世。英国的清教徒以为雅各一世既受长老会传统的熏陶，便一定会体谅他们，于是便大胆地在主后1604年的一个议会中，联名上书，这便是著名的“千人奏书”，请求雅各王简化崇拜仪式，并修改公祷书的某部分。谁知雅各一世不但不允许他们的请求，反而严厉地斥责他们，要他们顺服于英王及主教的领导之下，并下令将三百名教牧人员革职，任何不完全依循国教的规定举行崇拜的人，便受到严重的处分。至此，和解的希望似乎幻灭，而那些本来愿意留在圣公会以内作内部改革的人，也被迫投入分离主义者的阵营。主后1607年，他们纷纷逃离英国，其中有大批人逃往荷兰。当中也有一些不能忍受逼迫的人便纷纷移民到北美洲。
1620年9月6日，第一批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在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的领导下从英国的一个港口普里茅斯出发，到新大陆去寻找他们的宗教自由。跟着，便越来越多清教徒到新大陆去，美国的建国与这批移民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于公元1620年在美国普里茅斯（P1ymouth）建立殖民地的。几年后，又立麻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然而英国的逼迫仍在继续，1630年，七百人以温索（John Winthrop）为领袖，启程往新大陆，随后又有三百人、一千人跟进。1630年代出现了大移民潮，使麻州海湾区的人口增加到九千人。
这些清教徒到了北美洲之后，在自由的空气中建立他们的教会及家园。他们大多是极其敬虔、勤奋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以民主的形式管理教会。日后美国的民主政制，便是由此奠下基础的。除了民主政制外，他们生活的各方面都带着浓厚的信仰色彩。他们的信仰对于日后美国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二、天主教的改革
天主教的改革其实早在中世纪已经呼声很高，也曾作过多次的尝试，但一直是治标不治本。现在马丁路德的归正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令天主教产生了一系列的反思，因此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作为回应。
（一）西是乃斯（Ximenes）
路德在德国改教前，西曼乃斯已经完成在西班牙的改革。西班牙基督徒为驱逐回教徒而战，达七百年之久。直到公元1492年，才将摩尔人（即回教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那达（Granada）收复。长期与回教徒的争战，使西班牙基督徒孕育了一股狂热的宗教与爱国情操；这份情操在斐迪南与伊沙伯拉（Ferdinand and Isabel1a）在位期间，尤其强烈。
王后伊沙伯拉发起改革西班牙教会。她将改革工作交给三位教会领袖，其中一位是西曼乃斯，他是方济会修士，后来成为多列杜（Toledo）大主教，是真正策划改革、推动改革、并改革成功的人物。
这次改革主要是改善圣品人员与修道士。西曼乃斯为所有修道院订立严格规条，神甫人员强迫过道德生活。无知、无能的圣职人员都被革职；其他人则被送进他所设立的学校中学习神学。所有反对西曼乃斯的人都在王后之权柄下遭铲除。王后伊沙伯拉保护西曼乃斯，使他免受教皇的干涉。改革的结果，西班牙教会得到爱神而能干的圣职人员。
教会的其他方面则保持原状：教皇仍被尊为教会元首；圣品阶级仍然继续；天主教对祭司与圣礼的观念仍旧持守；一切圣礼、信条、礼仪、圣事都不过问；教义也毫无改变；修道院未被解散，也没受到压制。
西曼乃斯在西班牙所做的是“改革事工”而非“改教运动”。
（二）查理五世拣选亚良德（A1eander）
公元1521年，沃木斯国会中的三位杰出人物是查理五世、路德、亚良德。查理是斐迪南与伊沙伯拉的孙子，自幼在祖母严谨的天主教环境中长大，后来做了西班牙王，又成为德国皇帝，而亚良德则为教皇的代表。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查理五世曾想利用路德改善整个教会，正如他祖母用西曼乃斯改革西班牙教会一样。查理知道路德激烈地攻击教皇制、祭司制与圣礼；他希望路德放弃这种极端的看法。但是在沃木斯国会中，路德坚持教会大公会议会错，而且他可以证明它们已经犯错。听到这点时，查理便挥手，示意会议结束；因为路德选择与罗马断绝关系，已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从那时起，查理坚决反对路德及改教运动；他决定与教皇代表亚良德联盟。第一步是藉教皇之助，推翻路德和改教运动；接下来是：背叛盟友，自己称主；最后是将西班牙教会的改革运动，强迫推行于全教会中。
（三）教皇亚得良六世（Pope Adrian VI）
沃木斯国会之后，教皇利奥十世去世，正好为查理的计划预备了良机。负责选举新教皇的红衣主教们进入长期停顿，打破僵局的唯一途径，就是采纳皇帝查理所提出的人选；最后，经过他们的接纳，查理的人终于成为教皇，名号是亚得良六世。
教皇亚得良来自荷兰的乌特列赫城（Utrecht），曾担任查理的家庭教师，是一位敬虔、严谨的天主教徒。由于他完全赞同西曼乃斯，而被誉为“荷兰的西曼乃斯”。
按照皇帝查理的期望，再加上个人的意愿，教皇亚得良的确将西班牙的改教运动带到罗马。然而，却一败涂地。他的失败有几个原因：他在义大利人中，感到不自在。他不但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懂他们的语言。另一方面，这些义大利人也不了解他。亚得良是一位单纯、良善的人，他以为把西班牙的改革推行在罗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直到抵达罗马以前，他还不知道教皇制度的腐化，已经到了多么深远的地步。如果要对付赎罪券的罪行，将会切断教皇每年税捐的数百万收入。教廷本身就是个庞大的机器，有数千雇员及食客；若要推行西班牙教会的改革工作，就意味着把数千人的职业和收入剥夺。
他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遇到意外的拦阻和狡诈的反对，罗马教廷朝臣们在这位敬虔、单纯的荷兰人背后暗笑。而在罗马，又没有伊沙伯拉的帮助，可以像当日西曼乃斯一样铲除敌人的势力。经过二十个月无效的奋斗后，亚得良终于公元1523年，心力交瘁而死。
在他的墓碑上，红衣主教们请人为他刻了一行字，写着说：“这儿躺着亚得良，他一生最大的不幸是被封为教皇。”亚得良是最后一位非意大利人的教皇。
教皇亚得良在位时，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他派遣一位使者到德国去，承认教会腐败的主要根源就是罗马教廷。果然不出所料，这个行动又被罗马教廷朝臣们讪笑。然而对这位诚实、单纯的亚得良而言，这是一件大事。这件事深具意义，因为它是以教皇正式身份去行的事。
这项行动导致了罗马教会改革的开始。在教廷中，有几位较属灵的人身居高位，他们看到了教皇的榜样；他对改善罗马教会的努力，唤醒了这批人，在他们心中挑起了改革教会的热诚。
（四）天特会议（The Counci1 of Trent）
在这同时，改教运动在各地展开、罗马教会继续腐化、皇帝查理急于使复原教与天主教合一。他安排了几次会议，邀请复原派和天主教神学家前往参加；他们在会议中，研讨双方的不同看法，但始终无法获致协议。罗马教会中的热心信徒继续要求改革教会。
最后，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III)召集了一次大会，地点在义大利北部山区的小城天特（Trent）。从公元1545年到公元1563年间，间歇性地举行会议，其中有两次长远数年的休会。天特会议是罗马天主教史的里程碑，因为它象征教皇制的成功。
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英国、苏格兰，复原派教会都拟定了信条，宣告他们的信仰。天特会议也为罗马教会拟订一份信经，并采用了一本信仰问答书。许多教会的弊端纠正了；也为罗马圣职人员预备了更好的教育；教皇的最高权柄更坚定地肯定了。
虽然罗马教会推行了很大的改革，但教会的本质仍然未改。为对抗复原教，天特会议中更高举、更肯定天主教体系。这次罗马天主教的自我改革运动，被称为“反改教运动”
数年来，改教运动的炽热为罗马教会提供了宗教上所需的条件，现在它凝固了，也正式定型了。现在复原派教会所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改革和复兴的罗马教会，因此，复原教主义和天主教主义即将展开一场更激烈的斗争。
三、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关系
上文提到，当天主教看到基督教的改革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革新，然而在关键问题上，仍然没有变化。结果基督教里面就有一份的了解，认为天主教的人士并不真心想教会合一，又加之在天特会议中的决议，天主教的立场已然确定，正式定型了。
当时在改教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派别——重洗派。他们认为一个人在小时候接受了婴孩洗礼之后，长大了当他对信仰有正确的认识之后，他们需要重新接受洗礼；而且他们主张新约与旧约是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主张，旧约已经过时了，单单拥有新约已经足够了。并且他们认为在一些特定的处境里，如果圣经没有明确的教导，信徒就应该以内心的感动作为依归，因这是圣灵的感动，是神的旨意。
他们反对天主教的行动远超过路德或加尔文，他们不但声言要摧毁教会制度，也说要摧毁政治和社会制度。罗马教会立刻抓住这一点而宣告说：“改教运动的教义会破坏一切制度和权威，不仅在教会中，也在国家和社会中。”这种说法，使许多上层社会份子留在罗马教会中。而且天主教中原先持观望态度者对宗教改革也产生一些误解，认为这批人就是宗教改革的代表、浓缩版。这样到了十七世纪初年时，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就处在一种水火不相融的局势里面。
随着天主教徒与基督教的人冲突的加剧，到了1618年，欧洲大陆上爆发了一场“三十年战争”。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牵涉在其中，前后有瑞典、法国、奥地利、西班牙、荷兰等国，都在德国的领土里面，与德国内部不同的宗教派系打仗，更确切的讲是混战。
一直到1648年，交战的各派别在一场和谈里终于同意停火，而且制订了“韦斯发利亚和约”。这个和约制订了欧洲大陆上的各个国家大致的、一直延用的一个版图。而且所有签字国都同意，每一个地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宗教取向；并同意从今以后不再为宗教的原因采取武力的手段去解决；再者容许在瑞士所发展出来的改革宗教会，也就是说当时欧洲大陆上宗教改革的各个教会，现在教能够享有同等合法的地位。因此这一年被研究历史的人订为“宗教改革的正式结束”。
四、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改教运动在十六世纪的欧洲造成了很大的震荡，不但改变了欧洲宗教生活的面貌，更在经济、政治、教育各方面产生了很大转化作用。首先从思想的角度看，改教运动代表着一个宇宙人生观的转变，从中古的宇宙人生观转化为现代的宇宙人生观，因此，史学家大都以改教运动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以它为现代史的开端。其实，欧洲科技的突飞猛进，显然与改教运动有很大的关系。改教运动将整个欧洲的思想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中古以来，神学完全被困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之内，圣经的道理被化成一套玄学思想，对于宇宙的解释，价值的取向，完全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依归，几百年来，欧洲人的思想被困于这框架之内，加上教会用她的势力去确立，这思想的枷锁便牢不可破。从这角度看，路德向中古神学体系宣战，根本便是一种思想的革命，路德的改教运动最深远的意义也在于此。路德公然对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提出怀疑，这便成为一种思想的号召，在哲学、科学方面，心中存疑已久的人便敢与将疑问拿出来，一种重新思想宇宙人生的空气便开始扩散。没有这种思想空气，克卜勒（Johann Kepler, 1571-163 A.D.）的新天文学理论便根本很难孕育出来，没有克卜勒所建立的基础，加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A.D.)所倡导的宇宙观也很难建立起来。
除了对传统思想的疑问，路德改教运动更标示每一个人都应该凭他的良心去体认真理并坚持真理，而不应受传统的势力所左右。这种自由思想的种子，日后开出了民主自由的花朵，也促进了欧洲在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政治方面，改教运动为民主政制奠下了重要的基础。首先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祭司的观念的出现，既然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有权侍立于神的面前听命于祂，每一个人都有同等责任去服事他的弟兄。在神面前，平民、平信徒原来与王孙公子，与圣职人员完全是同等，那么中古的层级制度便开始不攻自破了，改教派的教会以这种人人平等观念去治理教会。例如长老会的长老，权力虽然很大，但他们也是平信徒选出 来的。其他的如浸信会、公理会等会友的权力更大。当他们习惯了以民主的方式治理教会，也同时感觉这是有效的治理方式，便自然想到用同样的方式去治理国家。美国以民主政制立国，可说完全是以治理教会的模式为蓝本。在欧洲方面，这种民主的思想透过教会体制孕育生长，到美国的民主政制成形时，便产生很大转化作用，假若没有改教运动，西方的民主政治不知要再等多久才被建立起来。
在经济方面，假若我们环视一下欧洲的经济发展，便会发现一个充满启发性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改教派的国家都比天主教的国家进步不知多少倍。只要你将改教派的荷兰和天主教的西班牙比较一下，将英国和意大利比较一下，将改教派影响下的德国、瑞士与天主教影响下的德国、瑞士比较一下，将固守天主教的南美国家与美国比较，便发现他们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改教派传统下的国家似乎充满了活力，创新、富裕，而天主教传统下的国家，除了法国外，却似乎是落后、贫瘠。我们要知道在固守天主教的国家中，只有的、法国是不受天主教会势力的干预的。这现象给我们一种提示，就是教会势力干预越少，信徒可以比较自由发展的国家，其经济活力便越大，除此以外，改教派将宗教及人生其他的责任交回与平信徒，他们强调人与神立约，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将这约表达出来。人每天的活动，包括工作、享用工作的成果，都是一种敬拜神的表达。于是工作便有了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发挥自己的创作也有一种神圣的意味。改教派的人明白，原来工作、创作、享受都是荣耀神的活动。这便带来很大工作热忱和创作活力，经济便自然突飞猛进了。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改教派的伦理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分析固然不无道理，但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就是十七世纪成形及兴起的资本主义，是极度温和及满有责任感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只顾剥削、不理别人死活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当时的资本主义满有道德责任感，原因乃在于改教派强调人之间立约的观念。每一个人都是看守他弟兄的，因此在勤奋工作，积聚资本中，他们都谨记，这一切都是为荣耀神，而他们是神的管家照管财富，在立约观念的熏陶下，他们很注重对别人的道德责任，于是资本家剥削他人以自肥的倾向便大大受到抑制，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出现，人否定了神，否定了人与神的立约，否定了圣经中伦理责任的要求，人以自己为绝对，便形成了一种只顾自己不理他人的心态。这种心态蔓延，便决定了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向及形态。我们可以说，造成资本主义剥削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其中主要因素是西方文化转向世俗化，否定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绝对地高举人的自治、自主，对人有过分天真的乐观，而忘记人本有的罪性。
在另一方面，改教运动也改变了欧洲教育的理念及日后发展的方向。首先，改教家认为每个信徒都应该能够看得懂神的话语，正因如此，教育必须普及，从此时开始，受教育成为一种每一个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改教家也切实地推行教育普及化。路德发动改教不到五年，便委派墨兰顿全面地建立一个新的教育制度。教育不再是贵族或神职人员的专利。从这时起德国的教育事业再不是由教会一手包办，而是由国家承担，但却是根据基督教的理想施行全人教育，结合学术道德及灵性的操练。
改教运动另一个重要影响乃在家庭生活方面。过往，教会将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绝对地分开来，强调神职人员圣洁的身份，而他们圣洁的一个标记便是守独身，由此便产生一个观念，就是婚姻生活与家庭生活是属世的，是成圣的缠累。家庭生活便不自觉地受到贬抑。改教运动以后，家庭生活成为整全生命很重要的一环，不单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的命令。自此以后，家庭成了信徒敬拜的地方，也成了培育敬虔后代的所在。在很多家庭中，晚祷、家人聚一起读神的话语，成了家庭生活重要的一环。
不单家庭生活被看为圣洁，就是卑微的职业也分别为圣。改教家认为职业没有圣俗之分，只是不同的呼召而已。以前，人以为只有神职人员才是被召的职分，普通的职业与神的呼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马丁路德却改变了这种看法。他认为信徒无论投身什么职业，我们必须寻求神的旨意，看是否神呼召他，要他在那岗位上完成 他的使命。这样一来，欧洲不再看职业为糊口的工作，而视之为完成神使命的生命表现，这种职业对欧洲文化的发展极为重要。
在宗教方面，圣经的全文被确定，讲解神的道成为牧者主要的责任，这两点乃是日后改教派教会的重要标记，现时的福音派承袭且极力保持这分重要的遗产，以此为不能妥协的信仰基础 。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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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 使徒时期
第二章 苦难时期
第三章 国教时期
第四章 教皇时期
第五章 归正时期
第六章 复兴时期
第七章 多元化时期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