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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取自《中国企业福音管理教育学会》，作者：清泉)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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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 使徒时期
第二章 苦难时期
第三章 国教时期
第四章 教皇时期
第五章 归正时期
第六章 复兴时期
第七章 多元化时期
附录：
第三章 国教时期
时间：312-590A.D (从君士坦丁颁布赦令到大贵格利即位)
目录：
壹、罗马帝国的政治变化
一、米兰谕旨的颁布 312A.D
二、建君士坦丁堡
三、狄奥多西的谕旨
四、帝国分化
贰、教会发展的危机所在
一、信仰越发形式化表面化
二、圣职人员的特殊阶级形成
三、东西教会隔阂日渐加深
叁、教会积极的化解行动
一、大公会议
二、忠仆兴起
三、修道主义兴起（始于400-1500A.D）
四、罗马教会（罗马之崛起）
壹、罗马帝国的政治变化
一、米兰谕旨的颁布(312A.D )
当加利流去世后，君士坦丁为了支配罗马帝国，与马克森提（Maxentius）在罗马郊外的莫尔维安（Mulvian）桥展开血战。他在梦中被指示以（χρ）为记号征战就必胜。因不解其意而冥思苦想时，其部下的一位基督徒士兵解释说这记号是“基督”的希腊语头两个字母的组合，所以当以基督的名征战。君士坦丁非常赞同此解，并在士兵的头盔和盾牌上都饰以（χρ）的记号。如此，君士坦丁以基督的名征战，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战胜了马克森提。结果就因着这次行动君士坦丁成功的登上了罗马帝国的皇位。
在出任皇帝之后，君士坦丁就一直记念着，当日在天空中出现使到他得胜的十字旗号。当时大家都知道，十字记号所代表的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因此就在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就颁发了一道谕令，叫做“米兰谕令”。
米兰谕令的重点是在罗马帝国里正式宣布愿意容忍接纳基督教，不再以她作为一个逼迫的对象。它并没有使到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由于米兰谕旨的公布，基督教的地位在罗马帝国里得以提升了。原先罗马的徽号“老鹰”也被“十字架”所取代。再者君士坦丁本人对基督教的友好甚至是感激，也提升了基督教在官员和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君士坦丁在他统治的年间，继续颁发了其它的谕旨，317年，他将国内钱币上异教徒的雕像逐个除去。319年颁布法令，免收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赋税。另有成文法给予主教们一种权力，使他可以在自己的教区内作审判工作。异教徒的私人献祭也被禁止。321年，授予教会接受遗产的权利，从此教会作为法人的权利得到承认。另外又将逼迫时没收的财产归还；公布星期日为法定休息日等，这些是对基督教的发展非常有利的。在帝国的赞助下，罗马、耶路撒冷、伯利恒及其它地方纷纷建起大教堂。
君士坦丁去世后，他的儿子更积极的使基督教成为国教。他们在主后341年下令，禁止异教的祭典，主后346年下令禁止到异教的庙宇参拜，主后352年更下令将参与异教祭典者处死。这样一来，很多心底里依然信奉异教的人便不能不放弃他们的信仰，有些为了利益，便受洗加入教会。
二、建君士坦丁堡（一个新的政治、经贸、军事中心，且成为新帝国的首都）
罗马帝国一向是以罗马城作为政治中心的。君士坦丁在位时，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考虑，在罗马以处建立一个新的城堡，把这个城堡扩大成为一个都会，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都会。这就是有名的“君士坦丁堡”，位于今天土耳其与欧洲接壤之处。他甚至把帝国的行政中心，从罗马移到君士坦丁堡去。
君士坦丁堡建都后，帝国其它的文化、经济方面的活动，就逐渐的转移到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教会也一样，由于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参加聚会，许多的教会领袖就经常去那儿，甚至聚在那儿，慢慢的君士坦丁堡就形成了教会领导核心。
这事对教会日后的发展影响很大。在罗马帝国里，由于西方仍然是以罗马为中心，可是在东方却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这个局面形成了教会领导核心的分裂，甚至使得后来东西方教会分裂。
三、狄奥多西的谕旨（380A.D）
狄奥多西是继君士坦丁之后的罗马皇帝。他上任后于公元380的公布了一道谕旨。这道谕旨在米兰谕旨的基础上，指出基督教的信仰是值得全罗马帝国人民、值得所有有思想的人、值得所有有智慧的人去接纳的一个信仰。
它虽然没有明确的说，要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但它作为皇帝的命令方式发布，结果带来许多人不得不成为基督徒的气氛。
其实在君士坦丁时期，一般的老百姓都会以基督教作为他们的信仰，以得到官方人士的支持。一引起原来对基督教无好感的人也会因国家的政策和皇帝的信仰自然而然的对教会采取一个非常优待的态度。这种气氛结果使得就算没有谕旨出来，基督教也已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了。而再加上这谕旨，基督教在帝国里的地位就更加的稳固了。
四、帝国分化
这段时间的罗马帝国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按：分治——分立——分裂这样的走向。
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之后，罗马帝国的势力开始走下坡。当君士坦丁堡建好后，帝国的政治中心从罗马转移到君士坦丁堡去了，罗马帝国对于帝国的西边、西方的一些省份的统治也比较松懈下来。而且这时期在罗马帝国之外的一些部落民族，他们因着粮食的短缺，纷纷的跑到罗马帝国里来。在国力强盛时，罗马帝国会费很大的兵力去抗衡这些民族的入侵。但在国力衰微之时，皇帝却不得不采取另外的方式来挽救整个帝国。
当时一些帝国的皇帝，开始采取一个所谓分治的原则。意即，如果我是皇帝，那我就选一个我信任的助手，类似于今天总统制的国家里的副总统的样子。皇帝委任他们，差不多把半个帝国交给他们，在那分管的一半帝国里，副手可以全权负责其中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事。只是在一些牵涉到全国性的事务上，副手才需要请示皇帝。这种分治可以说是相当有效的。因一些副皇帝要求自己有高效率的工作表现，希望将来能继任皇帝，因而帝国也较稳定。
不过分治也有一个负面的影响，不是帝国在运作上，逐渐形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中明显的差异如语言，当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都之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很自然的就继续使用希腊文作为官方语言，希腊语本来也就是整个帝国的通用语言。可是在西罗马，罗马城一直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而罗马地方的语言并不是希腊文而是拉丁文。因此当西罗马帝国的行政慢慢的独立起来之后，语言上就变成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并用的情况，而在这并用的情况里面，地方语言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结果到后来拉丁文成为了罗马帝国里西边的官方语言。这样的结果是东西两边的运作就被迫变得越来越独立了。
到了公元400年左右，罗马帝国就正式的分家了。公元410年，哥特人从北而下，如入无人之境，最后攻入罗马城，六天六夜大事屠杀、劫掠、破坏并焚烧罗马城。消息传出，整个罗马帝国的人都震惊不已，看为世界末日的征兆。当时在伯利恒忙于写以西结书注释的教父耶柔米（Jerome, 347-420 A.D.）听到此项消息，焦虑得不能继续工作，他相信敌基督将会出现，他悲戚的说："世界恐怕快要毁灭了。这伟大的城都，罗马帝国的首都，竟付诸一炬……谁会料到，一度征服世界的罗马帝国的基石，竟会如此衰亡……。"他又写道：“全世界正冲向毁灭，帝国首府，荣耀之城，惨被巨火吞灭，神圣教会沦为灰烬，神的圣徒被捉拿、苦待、杀戮！”从耶柔米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是多么的震惊。然而，这只是开始。
455年，汪达尔人在侵占了西班牙和北非之后，又越过地中海攻入罗马，成为第二批掠夺罗马的蛮族。同时，匈奴人与日尔曼人的战斗受挫，就转而进攻罗马城，幸有教皇利奥一世出面求情，总算保全了罗马城。
不久，整个罗马帝国的西部——意大利、北非、西班牙，现时的德国与法国境，几乎完全陷入蛮族手中。那些蛮夷人四出抢掠、屠杀，弄得民不聊生，而在君士坦丁的罗马皇帝也无力照顾他们。
476
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在蛮族雇佣军将军奥多亚克的命令下正式向元老院声明退位后，元老院派出一个使团赴东罗马朝廷，把帝徽送给当政皇帝。西罗马帝国崩溃了。然而，基督的教会却仍坚立在罗马的废墟中，许多蛮族接受了基督的信仰，并且尊敬罗马主教，因为当罗马皇帝不能保护该城时，是罗马的主教挽救了它。
贰、教会发展的危机所在
一、信仰越发形式化表面化
随着教会在罗马帝国里地位的提升，新的挑战摆在了教会面前。从积极的眼光来看，过去的逼迫以及在逼迫底下的传福音的艰难现在一扫而空。过去你要用一种低调的、隐藏的方式，暗地里去传福音，现在可以公开的传，这样教会的福音事工扩展的非常迅速。
不过负面的问题也同时出现了，由于皇帝的公开支持，并且到后来成为全国人的信仰，结果教会里面出现了一大堆对信仰不认真的人，甚至是有其它的企图。
（一）教堂建筑取代生命建造
可以说，A.D.312后，教会里的人数是增长的很快，但信仰的质量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尤其是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情况便大大不同了。每个市民都自动成为 “基督徒”，做基督徒成了唯一的、理所当然的抉择，甚至是毋庸抉择的（当婴孩洗礼的习惯逐渐普及以后，个人根本不用举手决志）。一个毋庸个人严肃思索、郑重抉择的信仰，自然甚难成为个人主动的信仰；而且，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加，政府和大众也乐意用金钱支持建筑聚会场所。结果教会聚会的建筑物就大量出现了，于是各地均开始大兴土木，建造教堂。随着教堂越造越大，与教堂建筑相关的基督教艺术随之出现。不过另一方面，教会在热衷于外在建筑物的同时，在对信徒生命的培育、福音真谛的讲述这方面的力度却是远远不够的。渐渐地，信仰变为传统习俗，恪守一套套宗教礼仪与社会道德等客观的外在规范，取代了个人生命的寻索。
（二）异教崇拜渗入教会
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异教的观念和形象。
首先是把圣餐的仪式化、异教化。过去圣餐是思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仪式化之后，纪念的味道是还有的，可是就逐渐把圣餐看成一个献祭的行动。在异教的作法里，往往是有很多的活动都与献祭有关的，献祭是讨他们神灵喜悦的一个手段。教会慢慢变得异教化之后，结果参加圣餐也变成了讨上帝喜悦的一种手段，教会之所以举行圣餐，是因为再一次的耶稣基督献在这祭坛上。因此圣餐中讨上帝喜欢的一个手法就是再一次把耶稣献上作为一个祭牲。这种作法不单只是带着迷信的色彩，也慢慢的把圣餐的根本意义改变了。
另外太阳崇拜渗入教会，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那天是罗马异教中太阳的生日。教皇利奥一世在5世纪中期就曾斥责过那些先向太阳朝拜然后才进圣彼得堂礼拜的信徒。有些后来基督化了的异教习俗：点燃蜡烛、烧香、花饰，起初教会都避免使用，因为它们是异教的象征。
再者就是对马利亚崇拜：在埃及的伊西斯（Isis）的信徒，首先称马利亚为“上帝之母”，这称号在第五世纪引起了一场重要的神学争论。
对马利亚的崇拜被认为受异教类似习俗的影响。有些学者指出这是脱胎于希腊与罗马神话中被叫做戴安娜的亚底米女神的崇拜。以弗所城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一直是拜另一亚底米生育女神的中心，这座城在早期也沾有马利亚崇拜的风气。
许多人也把马利亚和古埃及女神伊西斯联系在一起。那时罗马帝国境内流行对她的崇拜。她被尊为“伟大童女”，和“上帝之母”。伊西斯常和许多其他女神混淆，包括亚底米在内，成为日后异教的“普世之母”。她的崇拜者在4世纪末异教遭受查禁和庙宇被毁之后，自然会有瞻仰马利亚寻求安慰的倾向。有些留存下来的伊西斯怀抱婴儿贺如斯的偶像，其姿势与某些早期基督圣母像极其类似。
对圣徒和殉道者的膜拜：这在4世纪迅速发展，小的礼拜堂或大教堂开始在殉道者的坟墓上兴建，寻求圣徒遗体不久变成迷信式的搜求遗物。有些地方，有时甚至出现争夺临死的神圣隐修士躯体的争斗。这种崇拜在民间兴起，并受到当时重要的教会领袖，如耶柔米、安波罗修和奥古斯丁的首肯和鼓励。例如安波罗修本人就曾发现几个已经被人遗忘了的圣徒的尸体。
在许多地方圣徒和殉道者取代了异教神明的地位，他们的圣堂原来是异教的庙宇。有些圣徒据称能医治不育，有的则能保护旅客平安，鉴别见证的真伪，预言未来。
教会从来都没有教导信徒去敬拜圣徒，只是说圣徒处于特殊地位，能听取信徒的祈求，并把祈求直接呈给上帝。圣徒在天上的地位，相当宫廷里大臣的地位，你可以盼望大臣为地位 低微的请愿人解决问题，因为大臣能把请求直接呈给皇帝。
曾有人对此发表异议：“我们几乎看到用宗教作借口把异教仪式引进教会，光天化日之下点燃成排的蜡烛；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在向用贵重纺织品包裹着装在一个小罐子里的骨灰亲吻、膜拜。”但这样的意见却受到痛斥。
一方面基督的信仰改变了西方世界，另一方面世俗也侵蚀了教会。到5世纪末期，下列不合圣经的教义和活动已在教会里生根：为死人祷告；相信炼狱；认为圣餐是一种献祭，必须由祭司主持；圣品阶级与平信徒阶级分明；崇拜殉道者及圣徒遗物；迷信遗物有奇异能力；圣地朝拜。
酿成教会腐败信仰变质的诸因素：
1）是基督徒本身。每一个基督徒是圣徒，也是罪人。信主后，旧性情仍然会使他有犯罪和犯错的倾向。
2）是初期教会对旧约和基督及使徒教导的无知及误解。圣经固然是一本平易的书，但它也是神的话，所以也是深奥的。尤其是当教会外在环境松散时，同工们对圣经的钻研也开始放松，结果使得教会的信仰没有深度。教会花了数世纪之久才研读出圣经的真义，而这项工程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3）教会的领袖有点被突如期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逼迫时期那种苦日子突然被挪去，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的荣誉和潮水般涌进教堂的人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假象蒙蔽，没有及时作好生命的实质性建造，反而更多的偏重外在的事工，如教堂建造、画十字架等。
4）是异教的环境。异教早已存在了好几世纪，其思想已渗透了生活的每个层面，当君士坦丁大帝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又多方优待教会之后，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涌进教会，成为挂名基督徒，异教思想和做法随之而来，因此，教会全面得胜异教之时，也成为教会受异教影响最危险之时；世俗潮流也侵入教会，汹涌的来势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二、圣职人员的特殊阶级形成
君士坦丁在组织教会时，让教会变得结构化。教会内权力最高的当然是“最高大祭司——即罗马皇帝”，之下是主教议会，议会下是主教长，主教长之下是省主教，主教之下是各区的圣职人员，他们之下是平信徒。当时罗马帝国分成五个行政区，而教会也同样分成五个教区。总之，组织架构与政治行政架构平行排列。教会一旦结构化，权力的斗争便开始出现；以往注重的是属灵的权柄，现在却加了行政的权柄。最大的问题是，有行政大权的人未必有同样的属灵权柄和能力，于是便造成很多教会内部的问题。同时，教会有了权势，自然会以权力压逼异教徒，教会竟成为压迫者。
再者，随着基督教在帝国里的地位提高，教会开始把很多的精力用于教堂的建筑和各种基督教艺术的普及，慢慢地基督教成为一个非常专业化的信仰了。过去信徒当中许多是平民、老百姓，现在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可是在相关的聚会运作上就越来越需要一些专业人士来承担。结果，教会里的圣职人员、全时间服事的工人就慢慢的演变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也因着他们越来越专业化，他们的身份越来越特殊，结果教牧人员与一般信徒之间的差距也因此越来越大。
再者，圣职人员在帝国里不用缴交税项，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又受到一般老百姓的尊重，他们的工作又非常的神圣，结果就使到他们成为了当时的特权分子，甚至成为帝国里的一个特权阶级。
三、东、西方教会隔阂日渐加深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罗马帝国随着首都的迁移，使到帝国的东西开始逐渐的走向分裂。这种国家的分制到分裂也影响了教会的发展，正如政治上有东、西罗马之分，教会也逐渐有了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所谓东方教会，就是指在东罗马帝国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那一些教会。西方教会就是指在帝国的西边，以罗马为中心的那一些教会。在罗马帝国分制而且中央政权相当稳固时，东西方教会能维持相当的一致性。不过随着帝国的权力分散东西方来往的减少，东、西方的教会逐渐的独立起来。
1、教会的自主权不同：
到公元400年左右，当罗马帝国正式分家后，教会的分制就更明显了。由于东罗马以君士坦丁为中心，因着政府有效的维持着一个中央政府，所以政府对于教会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从某一方面来讲，东方教会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是因着政府谕旨的结果，是皇帝说大家要信耶稣的，所以很多的人跑进教会去；结果教会在运作上，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就不得不听政府的指挥。这不是说教会乐意如此，当时有相当多的教会领袖，曾公开的违抗皇帝的命令，不过最终的结果还是皇帝以实权胜出，有时甚至会把违命的教会领袖捉起来，然后逼教会另外选出一个领袖来带领教会。
而在西罗马帝国，由于进入了第五世纪，根本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所以教会的领袖能够相当自由的去决定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方向、教会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官方的干扰。
2、教会的内部建造不同；
在东罗马帝国里，因着教会的建造有政府的支持和影响，所以在东方教会里的教会领袖往往会争夺主教长的地位。在争夺主教长的人群中，除了个别出自世俗的原因的人外，也确实有不少是真正对教会有负担的人，他真的盼望能够给帝国里的教会带来一种革新，而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一些运动，无非是先出任主教长一职。这样一来，东方教会中就出现了一些争权夺力的局面。
而在西方教会则完全没有这种现象，甚至会以东方教会里的这种争名夺利为耻。
3、教会的自身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同；
在西方教会的组成中，罗马无疑是特别突出的一座城市。在西罗马帝国里，没有一座城市能够与它相对抗的，虽然有米兰、迦太基都是很不错的城市，不过它们在城市的影响力上都远逊于罗马。所以罗马教会只要决定一件事情怎样，基本上在西罗马范围里都可推行无阻。
而东方教会就不同了，君士坦丁堡是东方诸城中的后起之秀。象亚历山大、以弗所、安提阿这些城市在君士坦丁建立之前已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大教会。而且这些城市的教会也是有着比君士坦丁更大的影响力。比如说安提阿，她一直是保罗的宣教基地，以弗所则是保罗宣教工场的战略中心……因此这些地方往往对于君士坦丁的指挥权具有一些保留。这样东方教会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决定上往往不如西方一致，甚至于有些混乱。
4、教会受外在文化的影响；
随着东、西罗马的分裂，东罗马帝国里继续以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而西罗马渐渐地以拉丁文作为官方语言。作为一个学者，精通两种语言倒不奇怪。可是作为普通信徒，就不样了，结果教会在一般的水来里，东方的信徒和西方的信徒的隔膜就越来越深了。这种情况演变到第五、六世纪里，就逐渐边一些教会领袖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一些东方教会的领袖、教父对拉丁文并不很熟悉。在西方教会的教会对希腊文也不大熟悉。结果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东、西方教会的领袖往往不能完全了解对方所表达的意思。结果就彼此对对方的主张有一些保留，有时还会出现一些误会。结果，东、西方教会对立的情况就更加的加深了。
叁、教会积极的化解行动
一、大公会议
（一）教会会议的角色
教会历史中曾有过几次重要的大会议，开会时，各教会领袖聚在一起，共同研讨重要问题，周密思考，慎重发言，获致结论。教会历史中第一次大会议是使徒们在耶路撒冷所召开的，讨论外邦信徒是否要遵守律法的问题。
大会议可依参加代表的多少而有不同：“省区会议”参加者是来自——省内各教会的代表。“国家会议”参加者是来自全国各教会的代表。由各国派教会代表出席的会议称为“大会议”或“大公会议”。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就是第一次大公会议。
在教会的巩固及合一上，没有一种工作比大会议的成就更大。下文将集中于三次重要会议：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公元381年）、迦克墩会议（公元451年）。
（二）尼西亚会议（Counci1 of Nicea）
三百年来，最令教会困惑的问题是：到底圣子基督是否和圣父完全一样，具有神性？为这问题争辩得最激烈的两位领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两位长老，亚流（Arius）和亚他那修（Athanasius）。
1、亚流其人和主要思想
亚流是亚历山大一所教会的资深长老，作为一位学识渊博、才能出众而又虔诚的传道人而享有盛名，有一群教牧人员和苦修主义者拥护他。他在318年左右和亚历山大主教冲突。亚流主张只有圣父是真神；圣子在本质上与上帝不同。无论从本性或权利方面看，他都不具有诸如不朽、至高权威、完善智慧、良善与纯洁等神性。他在圣父生他以前并不存在，他是圣父所造，是受造物。但是他是所有其余造物的创造者，所以圣子是“一切被造以先的首生者”。但是他与神并非一体，与上帝的关系也不亲密。圣子之所以被称为神，乃是照着上帝的恩典和喜爱。他在实际生活中无罪，也不改变，但不是本性如此。此外，圣子须从天父那里领受智慧和光，来向世人彰显圣父。
亚流将圣子和圣父分割开，破坏了基督是上帝的启示和人的救赎主的地位。
我们已无法确知亚流的教导和动机究竟是什么，也许他主要的目的在于使道成肉身变得容易理解。他相信“道”或圣子在肉身的基督中替代了人的灵魂。与这道结合的是肉体，不是整个人性。这样，才容易说明道怎样能与人体结合，降世成为完全的受造者和名义上的神。
亚流的思想大半源于希腊人对神的世俗看法，他的思维合乎逻辑，他运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观点。例如约17：3“独一的真神”；提前6：16“独一不死”；西1：15“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箴8：22“在耶和华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是当时人使用圣经的错误方法，人们不是依据圣经来决定神学思想，而是用来证明自己的神学观点。
2、尼西亚大会的召开始末
在激烈争辩最高潮时，亚他那修不过是个年轻人，而亚流已是个爱主、敬虔、生活严谨、又有口才的长者。在亚流的主张面前，亚他那修强调圣子与圣父同质，他就是神。
这项有关基督位格的争辩极其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人类救恩的问题。基督的工作和他的位格有不可分的关系，天使曾宣告基督的工作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1：21）。基督救赎的价值全赖基督本身的位格。世人处于完全无助、无法自救的情况下，唯有神能施行拯救，如果基督不是神，基督就不能成为人类的救主。亚他那修深切体会这一点，他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他决不能次于神。”
亚流派的教训造成教会长期而痛苦的争辩，最后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出面召集大公会议，解决这项争论。会议定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举行，（尼西亚在小亚细亚，位居博斯普鲁士海峡边，离君士坦丁堡约四十五哩的一个小城。）有三百多位主教出席，他们在皇宫辉煌壮丽的大厅中聚会，好些主教带着逼迫期间受过酷刑的伤痕前来参加。
尼西亚会议的结果是：亚流的看法被判为异端，基督位格的教义行诸文字，成为全体教会信仰的根据。这项声明再经后来多次开会，用心修改，成为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教会经过了六、七十年的挣扎，才完全接纳了这会议的决定。
尼西亚信经是第一个写成文字的信经。在其中，教会承认：“耶稣基督，圣而神者，为父所生，并非被造，与父同质。”
如此，教会宣告了信仰最基本的信条：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从尼西亚会议以后到今天，它一直成为希腊正教、罗马天主教及复原教的基本信仰。
（三）君士坦丁堡会议（Counci1 of Constantinople）
尼西亚会议并未平息亚流派之争。亚流和好些主教拒绝在尼西亚信经上签字，仍然有不少人附从亚流，也有很多人批评大会所采用之词不能完全表达基督教信仰，这批人得到皇帝和皇室的支持，因此，亚他那修必须不断地、再接再厉地为尼西亚信经中基督神性的教义奋斗、直到死日。
亚他那修死后，为正统信仰而奋斗的领导责任落在三个人身上，他们被誉为“加帕多家三杰”。三位均来自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家省，是初期教会的杰出人物，他们分别是：该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1 of Caesarea），拿先斯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和女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这三位弟兄为了护卫圣经的正确教导，不顾一切、勇敢地坚定奋斗。
尼西亚信经没有提及圣灵的神性，为此，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会议中，除再度确定尼西亚信经外，更宣告了“圣灵具有神性”的信仰。“三位一体”教义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至此，教会对圣父、圣子、圣灵为三而一之真神的信仰，才正式确立。这时教会才真正将亚流主义完全排除。此后，亚流主义逐渐消声匿迹。
（四）迦克墩会议（Counci1 of Cha1cedon）
然而，上述会议仍然没有充份表达教会对基督位格的了解。根据圣经的启示，基督不但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为了拯救世人，基督必须有“完全的人性”，这一点和他有“完全的神性”同样重要。
教会对基督的神性曾意见分歧，如今对基督的人性以及人神二性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当时曾出现两种大的思想：涅斯多留主义和欧迪奇主义。
涅斯多留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他本身是一个思想上想当清晰、精明的领袖当他任主教长一职时，他大大的抨击当时对“马利亚是上帝之母”的称号。他指出耶稣本身是同时拥有神性和人性的，马利亚所抚养的只是人性上的那一位耶稣，虽然他同时带有神性，可是神性这方面，其实并不需要马利亚照顾的。不过当时在信徒当中一般人已根深蒂固的接受了“上帝之母”的称号，他现在提出反对，要废除这个称号，正好就是与许多信徒对立的立场。结果这件事情就被一些人用来攻击涅斯多留的藉口。
他们指出湿斯多留是把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隔出去，当他们起来攻击涅斯多留时，这个控告就越来越历害。因为一旦被认定称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隔，则耶稣在撒玛利亚的肚子饿了并不是真正的饿了，因为他的神性使到他不饿。所以一方面当耶稣在人性上需要吃东西的时候，他另外马上有一个矛盾的特性跑出来，就是他的神性使到他不需要吃东西。这样耶稣的一生就经常在人性与神性的矛盾里面挣扎了。而且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的痛苦只是人性上的伪装，因为神性是不会被那个钉子所带来的痛苦所影响的。这样耶稣的死就不是真实的受苦了。因此当时就召开一次大会定他为异端。
今天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指出，涅斯多留所关心的只是一个并不妥当的称号 ，他本身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主张基督神性与人性的分隔。不过也许涅斯多留的一些追随者，就是今天称之为涅斯多留主义的想法，恐怕是一些问题的。涅斯多留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到了波斯一带的地方，在那一带重新建立教会。这教会后来被称为“涅斯多留教会”。这间教会在当时发展的非常迅速。而且这个教会相当有活力，非常努力的差派宣教士四处传扬福音。有史可查的是，当时传入中国（唐朝时期）的景教就是涅斯多留派的宣教士。
涅斯多留被赶离君士坦丁堡之后，君士坦丁堡就提出另外一个主张。当时一个教会的领袖叫欧迪奇（又译“尤提克斯”，Eutyches），他指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全的溶化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基督的人性与他的神性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基督是一个神，不过是一个略带着人的味道的神。这种主张很明显是错误的，照他所讲的，使到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成为一个神死在十字架上，这明显是一个矛盾的讲法。结果欧迪奇主义的主张带来了比涅斯多留更大的困扰。
终于，公元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在尼西亚附近的迦克墩召开，约有600位主教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他们一方面拒绝了耶稣神性与人性分隔的说法，又同时拒绝了欧迪奇主义。这次会议所制订的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同样重要，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外，又承认“基督有完全的人性”。教会宣告：“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而这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
二、忠仆兴起
（一）亚他那修（Athanasivs A.D.296-373）
亚他那修生于北非亚历山大城，早年在当地的圣道学校毕业。当亚流学说初起时，他在教会中公居执事地位，作主教亚历山大的私人秘书。A.D.325年随主教赴尼西亚大会。会中他强烈的和亚流派的人作出争辩，力陈他们在信仰教义上的错谬，结果亚他那修的主张取得胜利，并获很多代表们的赞赏。会议最终通过了尼西亚信经，悍卫了真理。A.D.328年，主教亚历山大卒，亚他那修继位，任亚历山大主教前后45年之久，其影响遍及北非甚至整个帝国里的各处教会。
亚他那修一生受尽各方的攻击，曾先后五次被逐出境。由于当时的政府支持被尼西亚大会定为异端的亚流，并于会后恢复亚流的主教职位。因此亚他那修的反对和坚决的态度为他自己换来了五次被逐的结果。最后一次是于A.D.365年，这次亚他那修年事已高，但他依然没有逃避。不久就卒于亚历山大，年高望重。
亚他那修一生著作颇丰，20岁就已发表其处女作；其它的大部分作品是为对抗亚流主义而写的；此外还有教牧和释经的著作。他还有一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第三十九封节日书信，是最早见证我们今天的二十七卷新约正典的文献。
亚他那修的一生是力抗异端的一生，他的伟大乃在于他的人格以及他抵抗异端那种刚毅不屈的精神，实为我们的模范。
（二）耶柔米（Jerome, A.D.340-420）
在拉丁教会中，说到学习与应变的天资，耶柔米是凌驾众人之上。耶柔米生于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小镇的基督徒家中。他小时候在当地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十二岁便离家，长而就学于罗马，共八年之久。他酷爱希腊文、拉丁文、哲学和修辞学。据说他每逢周日都在地下墓穴里翻译碑文。
A.D.360年他受洗之后，离开罗马，经过高卢时，受修道主义所感，加入该团体作修道士。后更一人到叙利亚东部的荒漠苦修，专心研究圣经，学习希伯来文，十年之久。
A.D.379 年他在安提阿受了长老一职，然后往君士坦丁堡受业于拿先素斯贵钩利门下。A.D.382年他在罗马大受教宗达马苏（Danasus）赏识，聘他重译当时的拉丁文圣经译本。由于他生性好辩，舌锋锐利，结果结怨很多。达马苏死后，他遂于A.D.385年退位安提阿，在此成为独身修道主义者之领袖，后于伯利恒的修道院中充任院长直到去世。
耶柔米博学多采，著作甚丰，特别在翻译圣经上他的才能最见施展。约在A.D.388年他译完了新约。他译旧约是在伯利恒城，得了些犹大朋友的帮助。他追溯到希伯来文旧约中去此足以证明他学力之健全。耶柔米这种苦心孤诣事业的结果就是一部“武加大译本”，又叫“拉丁通俗译本”直到今日这译本仍为罗马教会所用。这是他终生事业的纪念碑。另外他差不多把全本圣经写下注释，加上其它神学著作，高可齐身，对历代信徒很有帮助。
耶柔米也是个大有成就的历史家，他续编了优西比乌 的“历代志”。他自己又编辑了一部“名人传”，记述了一切基督教作家生平事略，连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此外，他也写了许多论文和书信，说明独身与修道生活的优点。就耶柔米的学识而论，他真不愧荣获罗马教会所授与的“博士”之头衔和所封立的“圣徒”之称号。
（三）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年生于北非的塔迦斯德（Thagaste，今阿尔及利亚东部）。父母是非洲罗马化了的柏柏尔人。他父亲原是帝国政府的官员，在当地拥有若干田产。在他少年时代，父亲离世。他母亲把他送到迦太基学习修辞学。在奥古斯丁身上存在着两种特性，一是从他父亲而来的多情而热衷于感官的享受，另一是从他母亲而来的渴望崇高的思想，追求真理。约17岁左右，他就有了情妇，并同她至少姘居了14年。而他在19岁时就研读了西塞罗 的《荷尔顿西乌斯》，从而使他产生了追求真理的愿望，并把真理视为唯一的价值。他开始研究圣经，但当时认为圣经远不如西塞罗的著作文笔典雅。为得到精神和理智的安慰，他转向摩尼教，并信奉了9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开始对摩尼教在理智上和道德上是否恰当产生怀疑。在米兰，奥古斯丁受到安波罗修 的动人讲道的影响，但他只是赞赏其口才，并不同意所讲的内容。
这时，他接触到了新柏拉图主义 ，这对他几乎是一种启示，如今他不再相信摩尼教的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了，而认识到精神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上帝不仅是一切善的源泉，而且是一切真实的源泉。恶并非摩尼教所认为的那样，是积极的存在，它是消极的，是善的或缺，是意志脱离上帝。认识上帝是最大的福。这种哲学使他有可能接受基督教，并成为他的神学特点。他对教会的权威产生了深刻印象，这是听安波罗修讲道的人常有的事，如他后来说的：“要不是这位大公教会的权威感动了我，我是不会相信福音的。”
奥古斯丁一生的转折点即将到来，他从未这么痛切地感到他的理想和行为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当他听说非洲隐修士的生活后，更使他充满了羞惭之情，对于种种诱惑，那些知识缺乏的隐修士尚且能够得胜，而他这个满腹学问的人竟无力抵抗。在进行了一番自责后，他冲进花园，听到邻居一个孩子的声言说：“拿着，读吧！”他便拿起读过的书信，翻开罗马书，视线落到几行字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13：13、14）从这一刻起，奥古斯丁思想上得到宁静，感到上帝的力量能战胜自己的罪恶，这是他一直求而未得到的。
387年，奥古斯丁在米兰受了安波罗修的洗礼。391年，他到北非的希坡，被任命为神父，后成为希坡主教。这标志着北非大公教会的重新抬头，加速了多纳徒派的没落。最重要的是，奥古斯丁提高了非洲大公教会的自信与学术水平。
奥氏是一位名副其实服侍其世代的神学家。奥氏的影响却又远超过第四世纪的拉丁教父。他所启动的神学思考，为基督教开创了一个神学路向，称为“奥古斯丁传统” 。中世纪的神学研究框架是由他拟定的，而他的思想在中世纪的地位，大抵仅次于圣经；有人说，后继的神学家所做的讨论，不过是把他的观点来个综合整理而已。奥古斯丁传统不仅是一个教义方面的治学传统，也同样是一个今天称为灵修神学的属灵传统，因为它包含了一套宇宙论（上帝与世界的本体关系）和由其衍生的灵程学，西方的灵修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几乎都沿袭他的思想。在奥氏间接的影响下，一种修道主义的传统形成，即“奥古斯丁修会．”；马丁路德在推行宗教改革以前，便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一分子。
奥古斯丁的神学作品超过113本及500多篇讲章，绝大多数著述都有英译本，中译本则寥寥可数。目前已有的：第一本是《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天主教译为《天主之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这本书的中文全译本是由台湾的吴宗文所执笔的，译笔不俗，它是由拉丁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免去由英译本转译所引致的多重翻译的笔误。吴君文笔流畅悦目，与坊间充塞的中外文俱不通的滥作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本是（忏悔录）（Confessions），这本书有好几个中译本，包括民初重要的基督教学者徐宝谦的翻译（未出版）；如今流行的是台湾的应枫（台北：光启出版社，1976）与国内的周士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所译的版本。后者由法文译出，文笔甚佳。
另外还有两篇重要论著为《论三一》（On the Trnity）和《论自由意志》（On Free Will），收入《奥古斯丁选集》（香港：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1972），由汤清编译，并纳入“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三、修道主义兴起（400-1500A.D）
有人曾经这样说，当你想到中古教会、中古时期，无论是哪一方面，如果问为什么会这样，那个答案几乎教是一致的，就是修道院。
修道院的生活之所以流行于那个时代，一方面是由于那个时期有那么一些认真追求的人出于对教会里面的混乱不满以及当时一些愿意以更多时间敬拜神、默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加上有一些人希望能逃避战乱、过比较安定的日子等这些人，他们就形成一个社会风气。灵修要走出去。整个修道院运动分四个阶段发展的。
第一时期：教会内部的禁欲主义运动
这一时期，大体上都是教会生活中追求禁欲主义的灵性运动，但是因组织性的禁欲生活还没具体化，可以称其为教会内部的隐修生活。这种运动大体出现在尼西亚会议之前，特别是在圣职人员中掀起来的，也称为半修道士。这时期的代表人物为俄利根，他为追求禁欲生活自己阉割取缔性功能。
第二时期：个人禁欲主义隐修运动（Anchoretism）
这种运动是四世纪初掀起，而且可以说这时期禁欲主义成为固定的，永久的形态。这种运动追求在外形上与世界分离，以以利亚，施洗约翰为榜样努力效法施洗约翰穿骆驼衣服，吃蝗虫，野蜜，在旷野上生活。他们的衣服是小衬衫和野生动物的皮，他们的食物是面包和盐，他们的家是地洞，并且他们下功夫在祈祷，默想和赞美，与撒但的势力争战上。这种方式也是东方教会的普遍隐修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是由帝伯的保罗（Paul of Thebes）和安东尼（St. Anthony）发动的。在东方教会中得到广泛发展，而西方教会方面否认其现实性，没多少人参加，尤其对女性根本不适应。埃及的隐修者中有萨勒百特斯（the Sarabaites），叙利亚有雷摩波斯（the Rhemoboths）等，他们至少有两三名一起生活。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安东尼（A.D.250-356）。他在泉水旁或在树下过隐修生活长达九十年之久。他天性安静，喜爱默想，好深思，藐视高等学问，对希腊文化和世俗科学莫不关心，只是热衷于学习圣经、记圣经，而记忆就是他的图书馆。
他自从听了上帝的声音后，将三百亩的土地卖掉，除了只给妹妹留下的一部分以外，其余的都用于贫困人的福祉上了。他远离教会的中心和周边地区，每周禁食两天到五天，如果吃饭也是每天一顿，而且只是面包，盐和水而已，决不沾葡萄酒和肉食。
他作为亚他那修的朋友，认为亚流（Arius）否认基督教神性的行为比撒但更恶。他于一百零五岁时，微笑着离开人世。至去世之前，他的视力仍很好，牙也整齐健康。他那孩童般的谦逊，令人尊敬的单纯，虽没有高深的学问，但在那时期教会中他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
西门（Simeon Stylites），每周一天仅仅是周日进餐一次，四旬节期间连续禁食四十天。他曾隐瞒着苦修于深山，但并不满足于此，后来在安提阿东部，立了一个柱子，在那儿度过了三十六个春秋（A.D.423-450）。
开始，他自己立了六肘高的柱子。第二次是十二肘，第三次是二十二肘。最后一次竟达四十肘，是人们为他建立的。柱顶面积仅三英尺，食物是门徒们从梯子送上的。他既不能躺卧，也不能坐，只能站立或驱身向神虔诚敬拜。
因为为了禁食敬拜，他的头触到脚面。旁观者数过他以这样的姿势敬拜神的次数，达2044次。他衣着野兽皮，颈带铁链，圣餐也是在柱子上接受。他经历过太阳光的酷暑，受过漂泊大雨的洗礼，常常被深夜的露雨打湿过，经受过狂风暴雨的怒吼。
西门为了单单期待永远的上天的赏赐，甘愿每天都过死与殉道的禁欲生活。他每天向旁观者讲两次悔改之道，使上千名的外邦人悔改，甚至向王也传讲神的训诫。
他去世前，不单单基督徒就连异教徒也来瞻仰他。波斯国王、皇帝德奥多西乌斯二世（TheodosiusII）、利奥（Leo）、马西昂（Marcian）等都聆听过他的教导与祝福。并且，也使病人得医治，行了许多神迹。
在东方教会里，如此在柱子上潜修的修士有但以理（Daniel；主后490年死亡），西门（Symeon The Younger；A.D.592年死亡）等人。这修行方法延续到十二世纪， 但西方教会只有一人效法此修行方式，后来被主教禁止而进入了修道院。
第三时期：集体隐修运动（Ceonobitism，Clister）
一般来说，这也被看作是修道院运动的开端，起源于埃及，学于爱色尼派共同体。东方教会由帕科米乌（St. Pachomius），巴西勒（St. Basil）等人开创，而西方教会由亚他那修（St. Athanasius）和本尼狄克（St. Benedict）开创。后更多在西方教会中流传。
帕科米乌（A.D.292-379）从同龄隐修人巴勒盟（Palemon）那里学习了达到完全的生活。巴勒盟只吃面包和盐，不沾葡萄酒和油，几乎半个夜晚歌唱诗篇，默想圣经话语。帕科米乌作为巴勒盟的门徒，有时跟着巴勒盟熬夜，一同生活了几年。
A.D.325年帕科米乌组织了修道士的集会，受天使的指导制定了严格的规则。结合农务，织布，编筐等劳动进行灵性训练，不单为自己活着，还注重济贫救伤。
他去世前建立了八个或九个修道院，有修士近三千名，一个世纪后增长至五万名。他还为妹妹建立了女修道院。
但是东方教会伟大的神学家，三位一体论和圣灵论的大师该撒利亚的巴西勒反对过分的禁欲主义，而系统地制定了爱和侍奉、劳动、祈祷和读经等修道院规则。
另一方面，北方教会修道院运动也开始渐渐兴起。通过七次漂流生活目睹东方教会修道院返回故里的他那修将此运动介绍给西方教会，使哲罗姆（St. Jerome）、安波罗修（St. Ambrose）、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等都受其影响。
第四时期：修道院组织运动
开创西方教会正规修道院运动的是本尼狄克。他在蒙特卡西诺（ Monte Cassino）建立了修道院（A.D.529），协调了教会与修道院之间的隔距，制定了合理的禁欲生活规则。又订立了修道院的守则。
首先，一个人想加入修道院，他只能以一个试用的、接受观察的身份进入修道院。试用期为一年。这一年，其它的修道士就会好好的观察与他交通、了解他。经过一年的考验，如果他符合了要求，他就必须起誓。这个誓言基本上有三个方面：守贫穷（彻底放弃世上任何特质的拥有权）、守贞洁（远离情欲、守独身，禁止享受）、守服从（完全顺从修道院院长任何的要求）。当他成为正式的修士后，他在修道院要做两方面的事：一为静修（读经、祷告、默想），二为体力劳动（照院长的分配，达成修道院的生活自给）。此外，修道院的生活也特别强调祷告的时间。其中一个修会安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规定在凌晨两点、四点半、清晨六占、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傍晚六点为祷告敬拜的时间。
结果在这种严谨的要求下，从此正规的修道院得以组织起来。本尼狄克创建的本尼狄尼修会（Benedictine），多米尼克创立的多明我修会（Domincan），由法兰西斯（St. France）创建的法兰西修会（Franciscan）等陆续出现了。
在当时混乱的年代里，因着这些修道院的安排，中古的信仰生命力才能维系下来，实在是神在那个年代里特别的祝福。
整个修道院的生活中有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一，是渴慕纯正的使徒生活。他们丢弃世上所有的欲望与珍爱，单单努力效法跟随耶稣的使徒们。所以修道院的三个誓约是甘于贫困、甘于独身（不结婚）、甘于服从，即热切追求以贫困、纯洁、单纯的心与基督联合，成为遵从基督命令的使徒。
第二，是追求完全的成圣。这种修道院方式的灵性运动的意义，在于他不是从西方教会开始，而是从东方教会的传统开始。西方教会以逻辑和理性为基础，而东方教会则以感性和灵性为基础，西方教会强调神与人的本质区别和神的超越性，而东方教会则重视人与神之联合，即人的神性化。换句话说热衷于效法基督，参与神的品格，而且追求通过循序渐进的成圣过程最终达到完全。并且东方教会通过强调人的自由意志，把焦点放在完全成圣过程中人的参与。人作为参与者与神共同完成救恩，而现代教会却需要这种灵性。
第三，是强调持续的灵性训练。通过祈祷、默想、读经、禁食追求灵里面的喜乐，自由的乐园和与神美好的交通。缺乏灵性训练的实践的现代基督徒应当跟他们效法学习的。我们应当为省察自己的灵性状态而祈祷，默想和读经,并持之以恒地坚持自己单独的灵修时间，而且在社会里的实践当中，通过训练和爱的行动来发挥出自己的灵性。应当不懈地坚持省察和行动的实践。
第四，还要指出极端的禁欲主义的问题。成圣指的是与世俗生活的分离，即追求敬虔与圣洁，因人的罪行需要这种成圣。但是不可过分追求禁欲主义、厌世主义、逃避现实主义。成圣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是圣别（守独身），但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是通过参与社会，参与历史来体现爱。所以，耶稣也说过真正的敬虔是不仅守住自己不被世俗所侵蚀，而且更需要看顾孤儿寡母的现实的爱。
四、罗马教会的地位（罗马之崛起）
在3世纪教会的发展中，罗马主教权威地位的发展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在理论上，所有主教都是平等的，但是从最早的年代开始，由于他们所在的城市的重要与否，有些主教就比别的主教出名。其中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安提阿、罗马与迦太基4个地方。尼西亚主教会议承认头3个在他们自己教区里有优越地位。君士坦丁堡于381年加入，这年在该城召开的大公会议，宣布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仅次于罗马。罗马主教提出反对，因为这意味着教会与主教的地位取决于他们的城市在帝国中的地位。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罗马的地位越显突出、明显。
爱任纽把罗马教会形容成“非常伟大、非常古老、名闻遐迩的教会，由两个最辉煌的使徒彼得与保罗在罗马创建。”由于罗马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基督徒，遂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缩影。爱任纽的说法提供一些罗马何以能在教会中取得领导地位的理由。
大概于公元382年召开的罗马会议，宣告罗马的优越地位既不靠这样的历史因素，也非依靠任何教会会议的决定。罗马的地位是由于其主教是彼得的继承人，彼得是罗马教会的创立者。基督曾答应过他，教会要建立在他身上。这个超越的看法，虽然有一阵子连西方也不接受，却成了罗马主教最后在中世纪教会里取得最高地位的基础。
第一位根据《太》16：18-19两节要求取得源于彼得的特殊权威的主教，是与居普良进行争论的司提反主教。大家已不注意保罗在最早罗马教会中地位与彼得平等的事实，居普良认为每个主教的作为都是“彼得的教座”，他也承认罗马教会因为成立得早，地位特别重要。
罗马教会是所有西方教会中唯一收到过使徒来信的教会，而且是多么了不起的一封信！路加关于保罗前往罗马的记载占有大量篇幅且详尽，说明了此行的重要性。能提高基督教罗马声望的，没有比得上两个主要的使徒在尼禄治下的罗马殉道这件事了。
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所毁，从长远处看，又增加了罗马教会的地位。那时向东方犹太人的居留地布道已无可能，基督教的重心移向西方，罗马最适宜担当中心的角色。
罗马教会很快拥有大量财产。包括罗马城外最早的地下墓窟和几所巨宅，上层经改装后供聚会之用。君士坦丁家族奉献了拉特兰宫，还盖了一些罗马式长方形教堂，包括两座彼得与保罗纪念堂，使罗马教会更加富裕。
4世纪期间，罗马教会与其主教在名誉与管辖上领导群体的地位大大加强。他们占了两个便宜，一个是罗马皇帝过于干涉东方教会事务引起了反对，皇帝若要管辖罗马教会，难免投鼠忌器；另一个是东方教会在教义的大争执中，罗马教会自始至终采取了正统立场。
直到4世纪末，罗马主教尚不能，有时也不愿阻止皇帝凌驾教会。4世纪末才出现剧烈改变，由主教来凌驾皇帝。这完全是米兰主教安波罗修的功劳。当时罗马皇帝狄奥多西脾气暴躁，由于帖撒罗尼迦人暗杀了该地省长，他一气之下，屠杀了城中数千百姓。安波罗修为此不准皇帝领圣餐，除非他公开认罪并表示悔改。皇帝无奈，只有服在教会的惩戒之下。
但教义上制定使徒彼得为主教之首的，却是安波罗修同时代的达玛苏(Damasus,366—384)。他是第一位一贯称罗马教会为“使徒教区”的罗马主教，并称呼其他教会的主教为“孩子”，而不称为“兄弟”。
达玛苏的继任薛西里(Siricius,384—399)是第一个使用“通谕”的主教，这是一种仿效皇帝致送各省省长敕令的训示。主教使用这种训示形式，表示他要为自己取得约束教会的权力，就象皇帝在世俗事务上一样。
薛西里的继任者们继续并加强他们握有使徒彼得的权威的主张，虽然理论往往跑在实践前面。依诺森一世声称罗马主教具有普及全国的权威，并宣布各省教会所做的事情，除非已经报告给他知道，不能算是定案。而且罗马主教的决定对“全世界的教会都有效”。
利奥一世(Leo Ⅰ,446—461)和格拉修一世(Gelasius Ⅰ,492—496)毫无疑问是5世纪最重要的教皇。蛮族对帝国的进攻风起云涌，迫使朝廷急切向任何可能帮助帝国不致瓦解的权威乞援。445年，皇帝曾命令罗马驻高卢守军司令，去强迫那些不肯自动觐见教皇的主教前往教廷。皇帝的一道敕令便将教皇的要求变成法律。
关于利奥一世向匈奴王和汪达尔王求情的故事，说明教皇在民事政府解体的时候，可以代掌帝国的事务。虽然迦克墩会议拒绝接受教皇的最高地位源出使徒彼得，但利奥仍把这一观念说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彼得不仅是罗马教会的创建者，而且通过他的仆人教皇，也是现在这个教会的管理者。利奥主张，不管一个教皇多么不称其职，那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按照教会律例办事就行。
格拉修一世完成了中世纪的教皇的教理基础。他坚决主张，皇帝必须保护教会，要服从教皇的指导，教皇则受上帝和使徒彼得的指导。其结果当然是圣职人员不应该在世俗法庭上受审。他指出： “不论在任何时候，无人得凭借任何借口，傲岸地认为自己高过教皇。根据基督的命令，教皇高于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普天下的教会应永远承认教皇是教会的领袖。”
格拉修之后有半个多世纪，历任教皇的真实地位比他们极力主张的要低得多。他们被利用，有时还会被凌辱。伦巴底人入侵结束了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这股蛮族洪流大有淹没罗马城之势。此时，罗马教会出了一个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他在6世纪最后十年这段危急时期出任教皇，双手力挽狂澜。当时罗马已经朝不保夕，罗马人面对伦巴底族的进逼，不能从总督那里取得任何援助，而且饥馑、瘟疫流行。贵格利毫不迟疑地负责指挥，给全城准备了粮食，布置防务，向在外作战的将军发号施令，又与伦巴底人交涉，最后未经皇帝授权就和敌人缔结了和约。从来没有一个教皇象他这样敢作敢为。做这些事的同时，贵格利还在经营教会的产业，照顾会众精神上的需要。中世纪西方教会不管是在教义、教会生活、崇拜方面，还是在教会组织方面的各种特点，都已在贵格利身上有所表现。西方教会后来正是沿着贵格利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
贵格利出任教皇期间，大大扩张了教皇的权力，标志着基督教已从古罗马的帝国时代，进到由罗马公教会领导并凝结起来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世界从古代进到中世纪，罗马教会在这过渡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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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 使徒时期
第二章 苦难时期
第三章 国教时期
第四章 教皇时期
第五章 归正时期
第六章 复兴时期
第七章 多元化时期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