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再搜索吗？
我们继续思想在这个「纯正信仰的历史沿革」中，神做了什么事情。
如果你研究西方文化，你就发现，基督教还没有到世界上来以前，希腊曾经有过很辉煌的艺术成就，而且可以说无论东、西、古、今，几乎没有超越古希腊对人类美的感觉。古希腊对人体艺术所能达到的那种线条、比例，虽然简单，却具有存留长久而无法废掉的美的成就。
这表示说，人在自然界中，在神所赐给普遍的恩惠中，是一个非常超然、在万物之上、有神形象样式的一个活物。西方神学常把神的形象样式解释为「理性」、「德性」以及「法性」这三方面的内涵。而我从全本圣经看，除了这三大性之外，还有神本身一切的本性而反应在人里面的可能性，也都应当包括在神的形象样式之中。譬如我把「上帝是创造者」跟「人有创造力」连在一起。上帝是创造者，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就从神领受了创造力的功能，所以人的 creativity，能造出这些一切过去在我们使用事物中没有的样式、没有的图案、没有的功用、没有的成就，发挥创造力所产生的新事，这应当也是神形象样式的一部分。
其他诸如神有绝对的主权、人有超越万物的自由，这种在主权的使用方面，神的形象样式在人性里，就变成人性中有自由发挥的天赋。这样，就从有限的被造、限制中，突破了这些限制所给我们的客观的条件，然后进入了超越时空的这种只有神本身才有的功能，所以当一个人真正觉悟到他是人，而真正知道他里面的潜在能是有一个超过万有的功能的时候，他能发挥出来的，是所有其它的动物永远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创造力的成就。而「创造力的成就」并不是在救赎以后才能恢复的。原来普遍之恩跟救赎之恩是不一样的，把恩典划分成这两个范围的神学，也只有归正神学，归正神学很清楚地把普遍恩惠跟救赎恩惠分开，所以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也可能会产生非常辉煌、非常有创造力的艺术成就。而被救赎的人，如果没有好好发挥他本来潜在中已经领受神所赐给他的普遍恩惠的功能，很可能他自己压制了这个功能的结果，即使蒙救赎之后的人性，也没有产生创造力的使用。所以你不奇怪，为什么希腊人在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以前，已经有了伟大的艺术成就；而你也不奇怪，为什么基督救赎了人类之后，基督教界有很多的艺术是被压制在里面的。结果好像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有成就，好像救赎功能一点没有对人类的艺术有什么帮助。
前不久当大卫的城，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耶路撒冷，大肆庆祝建城三千年的时候，却没有在考古学出土文物中发现有什么特别辉煌的成就。但是在希腊所统治的、所影响的希利尼岛屿、小乡镇中，甚至在海底的沈船里面，都会发现一些非常伟大、隽永，以及超越时空、具永恒价值的艺术品。
所以非基督教的人士就认为，信主跟不信主没有什么分别；所谓救赎，那是基督教的夜郎自大；所有人性的尊严是不需要加上信仰就可以自然发挥出来的。对这方面的解释，在归正神学的整个知识论的系统中，也可以给我们真正的答案。
现在我要把西方历史中那三大运动，先稍微介绍一下，然后你要看见，这三大运动中，第二个运动是怎样的独特，第二个运动怎样表现基督教的本质，这第二个运动就是改教运动。
改教运动以前，有文艺复兴运动；改教运动以后，有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是 Renaissance，启蒙运动是 Aufklärung。启蒙运动是十七、十八世纪产生出来的，到了十八世纪结束，十九世纪的顶峰就进到最高潮的成就。这之后的启蒙运动跟这之前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在诸多不同的范围里,背后却有相同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傲、以人的潜在能为基础、以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理想为目标，所以这两个运动都渐渐地放弃了信仰。
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在意大利，而启蒙运动则是发生在法国及德国，叫做 Aufklärung, 用的是德文字，Aufklärung 是启蒙之意。在这两个运动里，神的地位被挪开了、形上的地位不重要了、超自然的观念被冲淡了，而人的本质、人的潜在能、人的可能性、人曾经有过的成就、以及人以后可能达到的成就，成为重要的焦点跟目的。
这两个运动中有另一个运动，从时间来论，是很简短的；从影响来说，是不可磨灭的，那就是改教运动。如果你把改教运动当作是纯粹属于基督徒内部的一种教会的观念的改变，根本跟全世界没有关系，那你是大错特错。事实上改教运动对近代所有的科学、所有的哲学思想、所有的伦理学，都带来新的启发，而整个基督教对世界文化所能带来的冲击和挑战，都真正产生历史上的改变。如果你从这个地方看改教运动，那你就 没有办法逃避这是一件历史事实。
所以基督徒应当溯本追源，基督徒应当知道在历史轨迹中，我们的神曾经做过怎么样的工作。否则的话我们就很被动的、无意识的，在历史的大浪中，不知道要被冲到怎样的一个地方。在我们一切活动中，就完全失去了一个主流的思想、失去了有骨干的方向，没有根基、也没有永恒计划的整个策略，来面对我们自己信仰所可能遇到的异端，或我们从外界可能领受到的挑战，跟所有哲学对我们的逼迫。
改教运动就在文艺复兴运动跟启蒙运动的中，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运动。而这个运动是根基于神，而目的是把荣耀归回给神，所以这个运动的 Alpha 跟 Omega 本身，就不是人文的、是人本的、不是出于人的，也不是要把一切的功劳归给人的，这是神在人间的作为，所以我对你们说：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都不能跟改教运动相比。改教运动是全人类文化历史的重建，全人类所有奋斗的整个精神因素中，唯一合神心意、纯粹为神的荣耀，是最尊贵、最干净、也是最有永恒价值的一个运动。如果基督徒本身对这个运动不了解，那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们对整个世界能够产生贡献的动力，也将被削弱了，因为在这里你看见了什么叫作「按照神的旨意，纠正自己的生活！」什么叫做「从神启示的真理，知道人的价值！」什么叫做「在永恒的旨意中，看到我们人类文化的定位，以及教会所应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北部源起的，发生在一个已经有一千多年基督教历史的地区。启蒙运动发生在法国，以后传到德国、英国，以及整个欧洲，也是发生在整个基督教已经影响了西方人士超过一千多年的地区。所以严格的说起来，这三个运动都是西方的，这三个运动都是与基督教的历史有关系的，这三个运动都发生在基督教所影响过的地区。
所以我要反过来问：如果这三个运动已经刺激、鞭策以及塑造了现代人生活的整个意识型态的最机要的枢纽，那我问，为什么在这基督教地区之外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巴比伦文化、希腊文化、以及埃及的文化，没有带来过比这个更大的刺激、更大的启发、更大的改变力量？所以，这三个运动中，虽然其中两个有意的或者无意的是在偏离基督教，甚至是一步一步的站在「反基督教的地位」和「反基督教的角色」的立场上。但这三个运动加起来，其实是不能脱离「基督教曾经带来的影响」以及「人对基督教所带来的信仰所产生的反应」的这个相互的互动关系。
我们现在再把文艺复兴运动作一个解释。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是肇因于人厌烦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经过了一千两百年，在欧洲所引起的是压制人的自由、磨灭人的创造力、使人类文化倒退，是非常八股、非常没有创意，也是没有动力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注重的就是天堂、注重的是对永恒的盼望、注重的是人在神面前应当好好以敬虔的态度，来过讨他喜悦的圣洁生活。这样，教会保持了这个传统一千两百年，这个时期中，无论在文、在艺、在音乐、在建筑，所有表现的都只是技术性的，都处在非常冷酷、拘束的尊严和敬虔的阴影下，所以那种人性中的活泼、幽默、自由、创意，那种无拘无束地发抒自己主观感情的自由功能，完全被抹煞掉了。这些人就想起，当基督教还没有到世界上来以前，人类本来是更活泼的，人类本来是更自由的，人类本来是更有幽默感，也是更有创造力的，所以他们就存着一个厌烦基督教文化，追念古代没有受过基督教规范的、原先人类曾经有过的辉煌成就，成为一个向往过去、效法古人，以古希腊、罗马为他们理念中所憧憬的回顾，做为他们奋斗的一个动力。
现在我们就回到基督降生以前的四、五百年，那个时候的东方，就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时百花齐放、百鸟齐鸣，是诸子百家蓬勃发展的自由时期。约当在这个时期之后的两百年，也就是希腊哲学百花争艳、百鸟争鸣的时期，所有的思想已经开花结果，彼此互相冲击、互相影响。在中国有法家、儒家、道家，还有许多不同的学说。在希腊，之前有泰勒斯(Thales, 625-546BC)、安那西曼德(Anaximander，601-546BC)，一直到苏格拉底。这几百年中产生了各派的哲学，这些不都是人类可以达到的吗？除了这些在哲学上的成就外，还有在文学上、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在艺术上、在宗教上、在建筑上、在用具上，发挥人的创造力所产生出来的那些伟大成就，难道没有价值吗？是不是基督教一来，就全部被一笔勾消呢？而基督教把这些文艺勾消之后，自己又产生什么？有没有更伟大的东西来代替呢？好像是没有的。那么我们离弃基督教吧！我们回到古代我们老祖宗还没有被耶稣干扰以前所曾经达到的成就吧！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会很容易感觉到这是合理的，以至于是应当同情的。我们不能够无论什么都袒护基督教，只因为我已经作了基督徒，所以凡是非基督教的，都是不洁净的；凡是跟基督教不同的，我都反对。我们到底是因为信了基督教才使基督教变成真理呢？或者我们是因为基督教变成真理，所以我们才信这个教呢？这个次序的先后问题，一定要先搞清楚。
我是一个在15岁就决定不随便信任何宗教的人，我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以为他的宗教有绝对的真理，就可以随便说服我的，我是一个不顾意把我的理性屈服在那些用权威来逼迫别人的人。所以我是很同情那些不赞成基督教的人，我也照样同情那些不赞成儒家的人，我也同情那些不赞成西方的人，我也同情不赞成无神论的人。所以你有哪一种立场是你感到很有道理的，我就会站在你旁边说：「你这样做是不错的嘛！」
结果呢？每一个都有道理吗？如果这样，就没有统一的道理。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道理的代表，每一个人所认定的道理就是真理的话，那岂不是等于我们要承认真理是没有统一性的吗？岂不是先把真理先假设成一定是相对的吗？如果真理的本身是相对的话，那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反正你只要能把你认为是真理的讲清楚，你就可以交代你自己的信仰，那我就无权干涉你。把这种态度当作是至理的话，并且用来处理真理与人之间自由发挥的关系，那我们就掉入在虚无、虚空和相对里，掉在一个什么都可以的一种毫无永恒性、绝对性的观念中的错误。
我们听见古人讲的两句话：「放诸四海而皆准」、「历万代而常新」。这个「放诸四海皆准」就是有一些东西对你来说是真理、对他来说也是真理；对东方的人来说是真理、对西方的人来说也是真理，这种理是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反对它的。不是因为它的权威大到一个地步，逼你不得不顺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你可以了解、你可以同意的，因为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受限制。这种不受限制、不受地区捆绑、不受民族文化影响，也不受人的攻击可以打败的东西，这个叫做普世真理、这个叫做超越的真理、这个叫做「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二加二等于四，不会因为到了印度就变成八；二加二等于四，不会因为到了美国就变成五，到了苏联变成九，到了台湾变成十二，不会的。二加二等于四，是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反对的。那这种真理只有停留在数学里吗？只有停留在这个物质性的科学上吗？其实物质性的科学本身也不是如此。这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实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共相」(universality)。苏格拉底就因为相信真理一定是普遍的，所以他要寻找的就是这个。不是因为他是希腊人，特别讲希腊才是对的；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就说共产党才是真理；不是因为他是民进党，就说唯一的道理就是台独。这种观念是不公义的，如果你真正要为台湾人讲公义，你要先替原住民成立一个自主的共和国，然后你才讲公义。所以要讲公理，你不能受地区性、不能受文化、不能受个人、不能受族群的影响，你要讲的公理是历万代而常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放诸四海而皆准」是空间性的自由，「历万代而常新」是时间性的自由，所以这些所谓的公理、真理、共相，是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约束的。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人类一定要有一个共通的对真理的了解，所以真理的超越性，是超过时间、空间的限制。因此你看见了，古希腊人要找一些东西，是我们应当尊重的。那么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只有从归正神学的指引里，你真正找到所有的答案；你不从归正神学，你从任何一个文化或哲学，是很难找到答案的。
希腊人要找一个金科玉律，后来这个东西在艺术里被找出来，叫做「黄金比例」(Golden Ratio)，就是连尺寸的比例都应当有规律可以决定。为什么我们买的书一定不是正四方形的，而是长方形的？为什么？如果每天带着四方形的书，你感觉会很不自然；而你看报纸要有长跟宽不一样，看见书要有长跟宽不一样、你看见盒子要长跟宽不一样，你不会因为长宽不一，而感到不整齐。假如从今以后，每张报纸都刚好是正四方形；每一个盒子，刚好正四方形；每一本书刚好正四方形；每一座房子高度、宽度四方形，你说这个叫规规矩矩，这个叫四平八稳？不是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他的不规不矩、不长不短，有时候一些的不同，就产生一种另外的感觉，那叫做美感。所以人的脸如果刚刚好整个圆圆的，全台北所有的人脸都正圆，你不大想结婚了吧！你会感到这世界是很可怕的世界；每一个月亮跑出来，每一个一样一样的；笑的时候线条是一样的；那鼻子刚好就是上面跟下面一半，什么都刚刚好。
所以希腊人就找出有比例，这鼻子跟眼睛的比例要多少？这眼睛上面跟下面的比例要多少？是不是约当三分之一的地方？上面三分之一？或者下面三分之一？如果这个比例差一点，你会感到不够美；如果比例很准，你就感到很美。那个比例是被定出来的，他们连它的近似值得小数点都找出来。这种黄金比例就变成希腊绘画艺术个很重要的基础。
这个基础可以用科学证明吗？没有办法。这个基础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但是可以用数学来证明它是对的吗？没有办法。这个是人被造里面对美感隐藏的本性，一看就顺眼，所以有人把所有的美女，算出她们的鼻子多长、额头多高，面颊多宽，几乎就靠近那个黄金比例，才比较象样。靠近那个比例的，比较容易结婚，靠近那个形式的，男人比较喜欢。
这里面有一些对艺术的、对人性的、对许多实际的东西，完全是没有道理可以讲的。人生就隐含着很多理性没有办法明白、逻辑没有办法佐证的，就是这样。但是希腊人不把这些现实的丑陋放在图画里，他把其中的金科玉律算出来，所以这个雄性的威严、女性的温柔，怎么表达出来，就变成希腊人艺术里面很重要的课题。
所以你在希腊最杰出的两个雕刻家的身上，你看见他们代表了全人类，找到了美的哲学的基础。一个是菲狄亚斯(Phidias，490-430B.C.)，另外一个是普拉克希特斯(Praxiteles，370-330B.C.)。菲狄亚斯把这个巴特农(Parthenon)，巴特农就是希腊、雅典的宗教神殿，三角形上去面的图画雕好了以后，看见每一个型态、每一个比例都是美得不得了。很可惜今天你到希腊去，找不到这些雕像，因为这些雕像已经给一个英国人，叫做埃尔金(Lord Elgin)的偷掉了，把它们带到大英博物馆。所以如果你要看见那个神殿的废墟、尺寸，你得到雅典去，在卫城(Acropolis )上面有巴特农神殿这个建筑物的遗址。至于那些雕像的比例尺寸，已经被炸弹炸了一些，有一些断掉没有办法修复还原，但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那是很美的艺术，你要到大英博物馆找埃尔金的这一部分。
当你注意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古人对美有一些观念，所以到文艺复兴的时代，他们就说，让我们回溯、尊重那曾经失去的宝贝，就是希腊、罗马的成就。
当罗马帝国穷兵黩武，用他们战无不胜的大军，攻陷希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攻占了希腊人的土地，得到的副作用是希腊人攻占了他们的头脑；你把他的地抢过来，结果无形之中他把你的脑抢过去。那到底是谁胜、到底是谁败？其实这里隐藏着拳头的力量是不如头脑的力量，看得见的武力的力量是不能比看不见的艺术的力量。
当罗马帝国的将军发现每一座别墅里，都有很美丽的雕刻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雕像作为战利品，叫战俘扛回罗马放在他们的别墅里面。结果希腊的土地给罗马拿去了，罗马的王宫、别墅、最伟大的建筑物里的艺术品，都给希腊人占去了。这之间的相对性，你们慢慢再去思想。这种事情其实是常常发生的。每一个战争结束后，都是先抢古董，每一次战败国先流失的多半是艺术品，所以在美国人进军伊拉克、攻下巴格达之后，不到三天，发现一万四千七百多件巴比伦留下来的最伟大的艺术品，在两三天里面完全不见了。为什么呢？人对文艺的爱、对艺术品的爱有两种，一种是为艺术而爱艺术，另外一种是因为知道艺术品可以卖高价而作强盗，所以现在许多收藏家，动机就是强盗。他把一件古董买了，以后他要卖，再加廿倍、卅倍，他就感觉到这样发财的方式，比买帝宝、买中悦帝宝的楼起价还更快。所以他们不是为了爱艺术，但是竟然因为有这种其他动机而收藏艺术的人，使人类的艺术至少还可以延续一些寿命下去，这也不错，这个叫做副作用的好处。
这些希腊雕像被放进罗马的一些别墅之后，引起了其它将军的不满，因为他们没有抢到，所以他们想一个办法，就是复制(replica)再做一件一模一样的东西。当然复制品的精细度和原创度是完全没有了。那些没有办法拿到原先的真品，而只能从复制品中找到一些东西的，只好摆放在第二等的博物馆，他们都注明一句话：“Roman copy of Greek art.”是对希腊艺术的罗马复制品，也是很美，也是一个模样，做得很好。
那这些东西就变成了十二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的人所想念、所盼望可以恢复的精神也就是「复古」的精神，回到文艺复兴一千四、五百年以前的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那些地区就是佛罗伦萨(Florence )、米兰(Milan)、艾比诺(Albino )、托斯卡尼(Tuscany)、还有比萨(Pisa)，许多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兴起了这个热潮。这个热潮完全是非基督教的；这个热潮，完全是以人为本的，但这个热潮就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人物。
如果你把最近七、八百年来，整个西方的艺术做一个分类的话，你大概看到西方最近七、八百年，从文艺复兴到现在，所有最伟大的艺术品，只有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以基督教圣经所记载的故事作为题材，画出来、雕出来、做出来的艺术品。第二个主题，就是用希腊神话故事中很吸引人、使人产生无限的想象空间、跟发挥放纵情欲、描绘体态的美的那些艺术，所以你在西方博物馆就看见两大主题：第一、就是教会圣经故事的绘画；第二、希腊神话故事的绘画。
要请一位艺术家做伟大的艺术品，得要花很多的钱。如果你有了这么多钱，你要作什么呢？有一些人说，我把我的钱用在传扬基督的圣道，使圣经的真理，用艺术品、用图画，把它展现于现实。这个多数是教会吩咐画的，或者爱主的、有钱的商人，为了要把圣经的故事活画在人面前，所订做的东西。另一种是那些以自己的情欲，跟古希腊神话中那些不负责、放荡淫乱的故事相接连，然后发挥自由创意所做出来的这种艺术品。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情况。
而文艺复兴时代有没有基督教的影响？当然有，因为文艺复兴时代，天主教还是意大利所有省分的联邦之主，而且又成为整个欧洲所有国家的领袖，所有地上的国都在基督国的下面。直到有一天：「世上的国都要成为基督的国」，你们在启示录看见这句话，在韩德尔的「哈利路亚」的这本圣诗也提到这句话：“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 shall become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Christ，and of His Christ.” 世界的国度要变成神的国度。那个时候，教皇就从「神的国度超过世界的国度」的信念里，产生了一种艺术不可以独立于教会之外的观念，所以把最大的艺术家叫来，在教廷、在礼拜堂、在宗教场所画圣经故事。当然，有一些艺术家是有私自敬虔生活，加上发展私自艺术才华，两种动力在里面共同进展的。当他们被选进王宫、进到教廷中，画伟大艺术品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兑现他们敬虔，虔诚要事奉上帝的心；一方面也拿到好的薪俸，所以他们就过一个优裕的生活。
这样，教皇所叫的人就包括了像达文西、米开兰基罗、拉斐尔(Raffaello，1483-1520)、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1517-1610)，还有像克蓝尼、克蓝诺那区、波提且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还有乔托(Giotto，1267-1337)等等这些画家。所以当这些人画的时候，他们就要把画里面人物体态的美，跟其隐涵着的人性，配合起来。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是一个我感到很独特的人，虽然现在我们看他的画，有一点太古老的感觉。但如果你注意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那副神情，你会发现他画得远比米开兰基罗更好，他画得远比阿法吉罗更好。他超越了无论是意大利的、德国的对这个故事的人性的了解。画里的夏娃抬着头、遮住她的胸、两条眉毛八字形，很痛苦的神情，她知道这是永远不能回去的日子。同样的，亚当裸着身体离开，他也是很痛苦、很忧愁的在表明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回去了。画里面对懊悔的表达，所表现出来的痛苦的美，绝对不是那些很美丽的那种线条可以表达出来的，因为这已经达到了用心灵的行动来代替线条的美的表达的艺术境界。
这些艺术家有的为了钱画、有的为了心灵的自由画、有的为了信仰而画。所以从这些人的画中，就有意无意地表达了他们自己虔诚的成分到哪里、敬虔的地步到哪里。不过我不要你们去想丹·布朗(Dan Brown )那个胡说乱讲的人所说的。单单你看耶稣在达文西的与十二门徒「最后晚餐」时所表达出来的，其实就是一剎那跟永恒之间的关系，就是现在我要被卖了，而我要成全永恒上帝这「叫我以代赎者的身分为人死」的旨意，所以他两个眼睛，拿着桌上的面包，正在擘饼，要施圣餐的时候，那个神情的感动人的情形，绝对不是 Dan Brown 所能了解的。那幅画显示达文西是有信仰的。如果达文西没有信仰，他不可能画出那张画。
你把达文西所画的「最后的晚餐」跟另外一个西班牙人所画的「最后的晚餐」相比，你就知道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对地理、对风俗、对圣经背景都是不够了解的。达文西画成十三个人在桌子的那一边，而这一边没有任何一个人。这种是好像预备拍照才选的一种座位的摆列，其实不是那样，并不是坐着一排长长的。犹太人的餐桌是 U 字形的，主人坐在中，然后两边是所有的客人，中的通道可以容服事的人送食物给所有用餐的人。坐的姿势则是左手伏着桌子，右手拿东西吃，脚是伸到后边去的，让仆人可以替你洗脚。那才是真正的现实、真正的文化、真正的风俗，但是艺术家要表达的不是文化、不是风俗，要表达的是他构想中的美、人性、意义、和价值的配合。
基督徒很少有文化使命，也很少有对这些东西做研究的人。二十世纪有一个人叫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达利画耶稣最后的晚餐，用了超现实派的理念来画。他把耶稣跟十二个门徒画在一个玻璃大厦的里头，那个玻璃大到没有接缝，比廿世纪的大厦更大的玻璃。上面有一个人伸出双手，连腋毛都看得见，代表圣父在祝福他们。以人性代表父，却不敢画他的脸孔。然后他画的十二个门徒都是伏着，所以很简单，不必画鼻子、眼睛，只画一个头就可以了。唯一看得见脸的就是在中的耶稣，拿着饼、向着上面。而这一张脸孔，其实不是传统中耶稣的面容。传统中对耶稣脸孔的描述，一定要有几个原则：第一、把温柔慈爱跟公义圣洁摆在一起的平衡；第二、要把这一个是人里面隐藏着神性的面貌结合起来。第三、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用敬畏的态度，把他画成是一个在人间有超人性，又有这一种很奇妙的形象，而达利完全不是用传统的这个观念。
平常画耶稣的时候，一定有髭、有须，来表达犹太人的文明，因为一个敬畏上帝的犹太男子长大以后，就不可以随便剃掉他的胡须。那Salvador Dali 画的完全不是，他画的是一个人，眼睛大大地看着上面。这个人的脸孔常常出现在他的画里，他画到最重要的人物时，一定用这个脸孔，这张脸孔就是他太太的脸孔，所以他到底是以敬畏上帝的态度来画这张圣餐图画呢？或者为了使他的太太喜欢，把她的脸孔放上去？把女人的脸孔画成一个男人的耶稣，这用意到底如何？除了他自己的解释以外，我一样的，跟 Dan Brown 没有资格解释，但是我对艺术的研究和思考，要带动你们思想，怎样在神的道和艺术界，结合成一个以敬畏上帝的心，来了解神给我们的艺术功能这些事。
当然文艺复兴的时代，有很多的艺术家用各样的办法把圣经的、人性的、神的旨意的、历史故事的，画成人可以欣赏的艺术，而这也影响到很多代。从天主教的某一个动机来看，因为太多人是文盲、太多人是不能读圣经，所以图画就变成使人可以了解圣经的一个媒介。这样，很多天主教徒到天主教堂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读经，他们看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击打、耶稣跌倒、耶稣走上山、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情形，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好好读圣经，也已经明白上帝对他们的爱是怎么样了。
文艺复兴的时候就两样都有了，有宗教画面，也有神话画面。有一些画家，他在画宗教画的时候，是因为领受了薪水，受教会委托，所以应付应付。但是画情欲画的时候、画神话故事的时候，他们尽心尽力地把他们的天才发挥进去，所以这些人的画就变成他们为人与人性的一个见证。而整个文艺复兴的哲学背景、整个运动的特点就是 -- 这世界才是我们整个人性活动的范围跟空间，所以到了文艺复兴最高峰的时候，特别是在达文西的画作里，几乎你看不到他的思想里有神跟永恒界的事情。虽然他也透过一些图画表达了伟大的信仰，但你看不见从前那种「一圈金光在圣徒头上」的天主教传统在他身上延续下去，因为他根本不信。蒙娜丽莎(Mona Lisa)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这蒙娜丽莎的背后不是天使、不是天堂，就只是个大自然的山水画。如果你把蒙娜丽莎这个人的脸孔抽离这张画的话，你还以为就是西方形式的中国画，因为山明水秀，是很特别的一个大自然的描绘。在他的心目中，大概是慢慢放弃超自然，重新强调自然。
文艺复兴是以「自然」为我们活动的空间，以「现世」是我们成就的目的，以「人性」为成功的基础，以「理性作为我们思考万有的一个工具」，以「古代希腊、罗马的成就」成为我们人生的榜样，所以就把整个运动慢慢抽离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文艺复兴到中阶段的时候，你看见人文主义越来越抬头，离开上帝、离开教会、离开圣经、离开教会历史的传统，就越来越明显了。这样你就不要问一个人是不是敬拜上帝，你也不必管他有多少敬虔的生活。他如果能够做一些好事，能够做一些跟人类有关的事，那么，有关于他的信仰就不必过问，而这种东西竟然被天主教带进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所有艺术家都慢慢走了这条路。那么天主教要找到最好、最好的艺术家，不得不要妥协、容忍，把这些画也带进教廷里，所以在西斯汀礼拜堂(Sistine Chapel)，你看见「耶稣最后的审判」，那是米开兰基罗年老的时候，很伟大、很伟大的作品，几乎很多人都是没有穿衣服的。那么教皇怎么可以接受圣徒不穿衣服的图画呢？教皇怎么可以接受这些被基督拣选出来的使徒，他们都没有穿衣服的图画呢？所以这到底是不是个信仰问题，或者是个艺术问题，是自由的问题，或者是个文化的问题，或者是个历史背景问题，又或者是一个宗教宽容的问题？结果只好用一层一层的纱蒙在那边，别无其它办法解决。
有人问米开兰基罗：「为什么你画成这样子？」米开兰基罗甚至雕过一个耶稣像，背着十字架，而这个耶稣是裸体的。这像什么样子？所以从那些古代传统下来，对非常、非常保守信仰的人士来看，这个是亵渎，这个是大大违背了圣经，怎么可以这样画？但是米开兰基罗回答的话一点都不开玩笑，他一点也不是恶作剧的，他说：「我所画的是神所看的人，不是画人所看的人。」这句话里隐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因为有不同的服装，就产生了社会阶层的分别，结果人在服装背后，没有办法过一个真正的生活。因为服装把他们真正的生活扭曲了，所以他们过一个假冒为善的生活，而你在上帝面前，是绝对没有办法用你的服装欺骗他的。你不可以用社会地位来扭曲你在神面前的形像，所以上帝是不看你的衣服，是直接看你本身，因为他造的是人，他没有造衣服。而这种观念，如果我们愿意用把他当作是很诚实的老人来评论的话，我们应当尊重他，但是从一个文明社会已经传下来世界的这个传统里的理念跟标准来看，我们很难接受他。所以天主教一方面要把最好的才干、最伟大的优秀人才保留在教会里，不让他们到社会之中就超越了上帝的家的艺术的境界，所以就用高薪罗致他们为教会画画。其实找这些人，天主教实在是亏负了他们，使他们受苦，苦得不得了。
米开兰基罗画在一个天花板上的「我们的列祖」(Our ancestors)，如果你们到梵谛冈博物馆，你可以看到拣选教皇、全世界最奥秘、最神圣的一个小礼拜堂。其实这个小礼拜堂之所以叫做小礼拜堂，乃是与圣彼得大礼拜堂的这个体积相比而论的，所以叫做小礼拜堂。这个圣彼得大礼拜堂，大到你很难想象。而这个西斯汀礼拜堂的高度也至少有差不多十六到廿公尺之间，还有一些横梁，斜斜的在旁边。这个这么高的礼拜堂，就在天花板上画一张图画。这张图画的高度，几乎可以等于现在的六、七层楼高。而它的宽度，大概最少有十八公尺。这个集廿、卅公尺跟十多公尺所组成的一幅大图画，里面画了几百个人，而这几百个人就围绕着中间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从天降临，用一只手，指出来，这个筋肉跟里面的神态所彰显出来的力量，好像全世界在他掌握中，都要完全被消灭掉一样。在这幅画里，耶稣基督也是没有胡子的，很奇怪的。
米开兰基罗完全以「绝对自由的原创性的艺术家」的身分，造了一些形象，跟过去的很不一样。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旁边一个女人，是马利亚跟着他来。然后彼得随着他，拿着一把钥匙。因为耶稣曾经说：「我把这钥匙交给你，天国的钥匙在你手里。」(太十六：19)那个钥匙我看好像太大一点。还有巴多罗买等等，这些人都是没有穿衣服的。天主教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留住最大的天才和真有最高创意的艺术；一方面妥协于这创造艺术的人的自由的精神，所以他们协调的结果，就盖上一些衣服，遮盖住裸体的画面。而最近这几年有一个新的论调，就是为了要尊重艺术家，无论教皇不教皇，可能那些衣服的部分，要再把它拆除，使它可以原形毕露出来。这个是文艺复兴的事情。
文艺复兴，人看自己为重要，把上帝当作次要；以现实为重要，把天堂当作不重要；以理性当作重要，把启示当作不重要；以人的现世生活目的为重要，以死后、与神同在这些当作不重要，你就看见文艺复兴对教会信仰是有所轻视的。
这时候就产生一群真正爱主、敬虔、忠心要跟随主的人，他们从文、从艺的中，带来一个「宗教改革」的信念。宗教改革的复杂性，不是我们平常讲的：「马丁路德把95条钉上去，然后很多人就恢复信仰。」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哲学、戏剧，还有财政、银行、商业、组织，所有的层面，都需要整个总改革。当然我们要看的是最重要的信仰的部分，因为信仰是整个生命中最基本，也是最中枢性、最重要的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所以我们看见文艺复兴以后，就来了一个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是因为看见教皇、教廷、教会、教职人员越来越滥用权威来抵挡真理。当一个人有权在身、大权在握的时候，他常常就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不需要倚靠上帝的这种态度上；把自己的权柄、把自己的意志建立在超过别人的自由，那种只求利己的习惯中。这些人就作威作福，所以许多的人受了欺压、受了亏损。当然从人性的软弱这方面来看，因不满而产生的报复行动，也被归类到宗教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宗教改革一定要有一个最纯粹、最清洁的动机，所以我们纪念宗教改革，一定要从那些真正为了神、真正为了教会的圣洁、真正为了信仰的纯正、真正为了讨上帝喜悦的动机而奋斗、甚至牺牲的人，去看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的运动产生了几个最伟大的领袖，当然有一些在时机未到以前，已经比别人更先看到了社会的败坏是什么，教会的妥协是什么，信仰应当回到什么地步，应当用什么路径表达他们对上帝的忠心。但这些人因为时机还没有到，就变成在面对文艺复兴之后宗教改革成功前，一个一个殉道，一个一个被烧死，一个一个被关进监牢，一个一个受严厉的逼迫，甚至被折磨致死。那个时候，逼迫圣徒的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他们已经觉得是惯性，只要你所讲的，跟教会权威所认定的不一样，你就是异端。
如果你到马德里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中央有一块相当大的四方形的广场，这个广场就是从前烧圣徒的异教裁判所(Inquisition )。异教裁判所也就是天主教专门审判错误信仰的人的执行机构。Inquisition 如果把罪名钉在你身上，你是逃不了的，所以被杀、被烧、被刺死、被处以绞刑、被鞭打、受痛苦的人多得不得了。当然有一些是真正的异端，但是这些异教裁判所的人自以为有绝对把握的教会权威，即使他们看到有一些真正伟大的改教家，也不分青红皂白，只因为你敢挑战教皇的权威、只因为你敢不遵守教廷的命令，都一样看待，把你当作异教徒一样杀、烧、折磨，所以宗教改革的运动，我们看见有很多人牺牲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被砍头，很多人被活活烧死。无论在德国南部、意大利的北部，如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如捷克的约翰·胡斯(John Huss，1369-1415)，还有在荷兰、在西班牙，在许多的地方都有许多的人为信仰而被处死。
但是感谢上帝，时间一成熟的时候，神不但不让他一些忠心的仆人被处死，还给他们特别的保护，让他们可以很耐性的、按部就班，把改教事业作成功，然后可以寿终正寝。这个时间来到的时候，就是十六世纪初的时候。
我盼望你们可以买一些宗教改革的书。有一本是《历史的轨迹》，作者是祁柏尔(B K Kuiper 1877-1961)，在这本书里祁柏尔提到马丁路德、墨兰顿(Philip Melancthon 1497-1560)、慈运理、布灵尔(Johann Heinrich Bullinger，1504-1575)、加尔文、伯撒(Theodore Beza，1919-1605)，这些伟大改教家的事迹，我盼望你们可以人人都买一册，终生好好去看。你要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在我的时代，成为一个忠心为你的道、真正为你的国尽心竭力，成为一个持守真理、信仰的人。」那这样你对教会的帮助就很大了。我们在教会中，争个人的利益权柄是没有用的；我们在时代中，为神的荣耀、为神要我们彰显的美德作奋力的战斗、为信仰作一个孤军奋战，那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我们看见了当时期成熟的时候，就出现了几个伟大杰出的改革家，第一个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的勇气。他找到对真理的正确了解，常常是出人意外的。马丁路德在奥古斯丁修道院读书，不是在阿奎纳(Aquinas )派系的修道院。阿奎纳的派系是比较用人的办法，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去作为辩道学的原则。而奥古斯丁不是亚里士多德派的，他是柏拉图派的。奥古斯丁在柏拉图的影响之下，来作研讨神学的工作，而奥古斯丁是把圣经当作最高的权威，所以奥古斯丁年老的时候讲一句话：「如果你们发现我的讲道，跟我的著作是违背圣经的，请你们丢掉我，你们回到圣经去吧！」所以他不敢以他自己的成就或者理论来代替圣经。这是历代圣徒最好的一个尊重圣经的榜样。
在奥古斯丁过了一千多年以后，产生一个马丁路德。当他研究圣经的时候，他会注意到几个大点，就是神的主权问题、神的恩典问题、福音的能力问题、人得救是靠着信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延续了奥古斯丁的神学系统，延续了奥古斯丁的神学概念。
当马丁路德慢慢发现，人不是靠功劳、也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更不是靠我们自己受苦，可以换取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和赐给我们在真理里的自由的时候，马丁路德就勇敢向天主教挑战。那个时候，上帝用马丁路德做了没有人曾经做过的勇敢的事情，就是大力推翻天主教的错误。他大力宣讲天主教的弊病，他呼吁大家起来注意教会已经走错路了。这种敢于修正、审判，敢于鉴察、敢于呼吁教会一定要悔改的这种勇气，就是改教精神的第一步，所以上帝用了马丁路德来拆毁错误的根基跟系统。
这个已经有一千五百年历史，全世界最大的宗教体制、全世界最强的宗教权威，在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下面被打倒下来。这是马丁路德伟大的地方，你一个人要摧毁一千五百年建起来的大系统，难得不得了，但是因为神的责任在他身上、圣灵在他身上的催逼，加上他勇敢的个性，坦率、真诚、至死不变的决心，使马丁路德成为历史上万古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你看他从 1517年到1521年，就那几年中他怎样奋斗、怎样努力，你就知道他受了很多的困难，他要跟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跟主教、跟许多天主教领袖辩论，那些事都是非常危险的。当皇帝下令他到沃姆斯(Worms)去辩论、去受审问的时候，他日记上写：「我知道这一次去生命是有危险的，我去可能会死。」但是他还是去了。
他辩论的时候，没有一句颤抖、没有一点惧怕，勇敢得不得了，把他对圣经的研究、对真理的明白，毫不妥协地讲出来。「你收回你所讲的话！你收回你所写的书！你妖言惑众的理论，是抵挡上帝的旨意、是违背教会的命令，你是真正耶稣基督教会的仇敌，请你收回，马丁路德博士。」马丁路德回答说：「我如今站在上帝的话 -- 圣经的上面，我绝对不撤回，绝对不收回我写的任何一个字，除非你可以证明我所写的话是违背圣经，也是违背我良心的，这就是我的立场。」他所讲的变成我们基督教改教以后很重要的一段话，因为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人，在最危险的关头、在自己的生死存亡面前，为了上帝的道，绝对不愿意妥协。
结果几次的辩论，大家都看出来是马丁路德胜，是主教失败、是皇帝失败、是所有抵挡基督真正福音的教会的人的失败。他们知道他是有神的赐福，是有神的真理作后盾的。皇帝在教廷的支持下判定马丁路德死刑，并下达了追杀令。但是马丁路德在回去的半路中，没有人杀他；相反的，有一些人把他先掳去了。原来掳他去的不是坏人，是支持改教的人先把他掳去，免得他被仇敌掳去，结果把他藏在一个堡垒里。整个德国忽然发现马丁路德不见了，原来被藏起来了。他就用那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把圣经翻译成最好的德文。他对德文圣经的翻译，所用的词句、文法、句子的优美性，到现在还被认为是德国最好的文学。
当时神的仆人，不单是意志坚强、胆子很大、绝不妥协，也是明白真理、熟读圣经、完全顺服上帝的话，更是有最大的才干、最好的学问、最好的文学，来表达他们信仰的人。当然在改教过程中，马丁路德也会遇上消沉的时刻。据传有一次马丁路德回到家里，看见他的太太穿着丧衣，一直在那边很伤心。他就问她说：「是什么事你这么痛苦？家里什么人离开世界？我这样到处出去这么忙，回来看见你这么伤心，你到底要告诉我有什么事？」他的太太大哭，说：「上帝死了！」马丁路德生气：「上帝死了？你在讲什么？上帝怎么会死？」他的太太马上板起面孔：「如果上帝没有死，为什么你改教现在却灰心丧胆，不勇敢再做下去？」他明白了，他太太要用这件事刺激他再奋斗下去。他说：「好！上帝没有死，我也不灰心。」他再奋斗下去。
今天有很多人什么都做不成，什么地方都没有人要，就说：「主啊！我奉献给你，求你用我吧！今天你所拣选的，就是愚昧的、软弱的。你用愚昧的、软弱的，你用无有的；你用什么都没有的作你的仆人。」所引用的是保罗讲的话，但保罗讲的意思不是说没有用、没有人要的就可以交给上帝。的确保罗讲过那句话，但他是门徒中最有学问的。当基督教最有学问的人，感到自己什么都没有；最有才干的人，感到自己什么都不配，再从他口中说：「我是无有的，我是软弱的。」那么基督教就有盼望了。今天最爱用那节圣经的，就是那些不读书的人、懒惰的、没有人要的，就引用那一节：「感谢主！这句话这么好用。」你要知道写那一段话的是保罗，而保罗是大有学问的人。旧约的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保罗对希伯来的律法字字精通，全本圣经滚瓜烂熟，他是熟悉希腊的哲学，马上就可以引用出诗句来跟希腊的哲学家在亚略巴古面对面辩论。这样的传道人是非常聪明、非常有学问，也非常谦卑、感到自己什么都没有的。
我们不要随便用圣经。今天我不得不告诉你，很多灵恩派的领袖是最没有研究圣经、没有学问，只引用几节圣经、大喊大叫，说他们有圣灵，等到跟他们真正好好辩论反对基督教的思想哲学的时刻，才发现他们连名称也不懂，连书也没有看过，然而他们还自以为圣灵在他们身上。
旧约圣经里有两个青年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都被记载圣灵充满他们。而这两个被圣灵充满的青年人，在旧约中所给我们看见几件事：第一、办事尽忠、；第二、他们思想精明；第三、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尽忠办事、思想充满智慧、过圣洁的生活，又有主与他们同在。这些人困难的时候不妥协、至死忠心，又精明、又忠心、又尽力、又有智慧、又过圣洁的生活，这才是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今天有很多所谓被圣灵充满的人，表现出来就是怪异的现象，所谓超自然的膏抹，加上欲望的冲动。许多专讲灵恩出名的人，他们的性生活、他们使用金钱的责任是很胡涂的，我们不要被他们欺骗。
我们讲第二个人，这个人叫做慈运理(Ulrich Zwingli，1484-1531)。这个人跟马丁路德都是改教家。马丁路德在德国兴起改教运动；慈运理在瑞士兴起改教运动。他们都发现，「教皇无误论」是错的；他们都发现，「买赎罪券」是违背圣经的；他们都发现以「马利亚为中保」不是上帝的教训；他们都发现，教皇用权威来压制整个世界的合法性是不可靠的；他们都发现，不准许人读圣经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他们在对「马利亚」、对「圣徒功德论」、对「炼狱」的看法、对「教皇的无误」,所有天主教所认为必定是没有错误的绝对真理，都产生怀疑。慈运理就在瑞士进行改革，等时间一到的时候，许多从前惧怕、软弱、不敢行动的人，一听到呼声，全部都响应起来，而他为改教事业就勇敢地加入战事中。很可惜，慈运理最后死在一场战役里(1531年)。
慈运理对整个基督教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圣餐从「化质说」提倡变成「象征说」。很多的教会说：「我守圣餐，这个饼、这个杯不过是象征，是代表耶稣的血，代表耶稣的肉，不等于就是耶稣的血、耶稣的肉。」所以这个是慈运理的贡献。虽然，加尔文对圣餐的解释比他更超越一点，但现在我不谈到那个地方。
第三个最重要的人士，就是加尔文。加尔文生性比较沉默内向，他不像马丁路德那样外向。马丁路德勇敢，但是有一点粗暴；他讲话的时候，有时候充满脏话，他如果不喜欢，他就骂，可以用很脏的话来责备那个人，但他心地正直、清洁，所以他与那些抵挡上帝的人不共戴天，他对那些不遵守真理而掌握教会权柄的人绝对不退让。马丁路德的勇气、率直、胆量、真诚，就成为上帝所用，来拆毁天主教一千五百年的权威所建立起来的庞大可怕的系统；而上帝用另外一个人，虽然身体比较瘦弱、不太健壮，但头脑清晰到一个地步，经过了五百年，你要找出他一个思想跟另外一个思想有什么冲突，几乎费尽你一生也找不出来，这个人叫做约翰· 加尔文。所以上帝用马丁路德摧毁了错误的系统，用加尔文重建了正确的架构。如果没有把错误的摧毁掉，你就没有办法从阴影中出来；如果已经摧毁掉而没有重新再建，你就看见废墟一片，所以基督教在天主教错误被摧毁之后，要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一个这样大的责任，就落在加尔文的身上。
虽然加尔文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也是一个满有心志、有自己计划、盼望和进取的人。有一次他到日内瓦的时候，他不晓得他所写的《基督教要义》 -- 薄薄的一本、最基本原型的单行本，原来已经震动了整个欧洲。本来他只是要经过日内瓦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去，想不到他一到日内瓦以为没有人认识他，结果日内瓦重要的教会领袖法惹勒(William Farel，1489-1565)来迎接他。他吓了一跳：「你为什么会迎接我呢？谁告诉你我到这里来？」「我们早就读过了你那本书，你的立论完全是圣经的；你的信仰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崇敬的，所以我们要欢迎你，欢迎你到日内瓦来。」他心里想：「糟糕！我不过要路过，不要欢迎；我要离开这里到斯特拉斯堡，经过这里罢了！」那天晚上，讲话到一半的时候，法惹勒说：「我奉主的名告诉你，日内瓦需要你。你所写的、你所信的，正是应当带给全世界的基督徒，走在纯正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抵挡这些错误的权威，跟已经偏失的天主教。」他说：「不，我是路过，我是要到斯特拉斯堡去的。」「去做什么？」这个老牧师很凶的。「你要去哪里？」「我去斯特拉斯堡。」「做什么？」「我要去读书。我是不配的、我是弱小的、我是没有什么可能、我也不适合作教会的领袖。你叫我留下来，我能做什么？这不是我要的。」加尔文有他自己一套的计划，怎么样再进修、怎么样再出发。想不到这个老牧师听了他这个话以后，站起来，像雷一样的讲一句话：「我奉主的名对你说，如果你不留在日内瓦，你再走，愿上帝咒诅你的一生。」哇！他吓死了。所以这年轻人碰到这种老牧师，哪里敢不读神学？哪里敢不事奉上帝？
就在这个时候，加尔文心里发现：「这是神的声音，是神透过一个忠心年长的仆人的声音，对我讲这个话。」他就这样留在那边，就不走了。留在日内瓦，将近一年八个月的时间，帮着他们开课。法惹勒讲道，把一些的责任交给他，有时叫他讲道，他就慢慢勇敢地讲，把他的信仰讲出来。全城的人就知道有这个人来带领，改革是有盼望的。
宗教改革是有盼望的，但是当时的局势是复杂的。从行政和护卫上，日内瓦必须倚赖附近的一个大城市，现在是首都叫做伯恩(Bern)。伯恩的信仰立场虽属改教的一方，但是较松散，在意见和执行上常与日内瓦有一些看法是不一样的。经过差不多不到两年的时间，加尔文他们在改革宗教上有了一点成绩，但是在执行教会的纪律上，改教家们认为权柄应该在教会手里，不该由日内瓦市政当局来决定，结果和日内瓦市政当局起了争执，法惹勒、加尔文等人被赶离日内瓦。离开日内瓦以后，加尔文就跑回他要去的斯特拉斯堡，在那里过了三年比较平静安稳的日子，好好地读书、好好地研究更深的课程，也继续改教的事奉。他心里感谢上帝，一方面上帝借着那个老人把我放在那边，上帝又把我释放出来到了这边。在那三年半里，他结了婚，有了家室。不久日内瓦支持改教运动的领袖在市政方面得胜掌权了，又去请加尔文回来(1541年)。这一次回到日内瓦，到死他没有再离开那个城市。
在这个时候，马丁路德其实已经老了，对德国的影响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进步的地步了，而全欧洲的人发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一定要到日内瓦去。感谢上帝，后来加尔文终于如愿地在日内瓦办了一所基督教的学院(1559年)，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个基督教的大学。然后从斯勘的那维亚(Scandinavia)、荷兰、苏格兰、法国、捷克、波西米亚，都派人到那里就读。学成后一个一个回去，把归正的神学带到他们的地方去，这样归正的系统神学就慢慢地布满了全欧洲。整个系统的严谨性，跟全面教导的完整性，是没有一个人超过加尔文的。所以真正成为基督教信仰基础的系统神学，是从加尔文来的。
另有一位很重要的人叫做诺克斯(John Knox，1505-1572)，从苏格兰跑到日内瓦来研究，也加入归正的行列，成为加尔文的同工。等他回去以后，就勇敢独当一面，抵挡天主教和反对基督教的王室，在那里辛苦建立苏格兰长老会。这样，全世界的归正运动就开始了。
到加尔文年老的时候，他是唯一成为全世界改教运动领袖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人。马丁路德死了，墨兰顿穿梭在两派之间没有成功，而慈运理也早已死了，全世界改教运动剩下日内瓦为中心。而日内瓦的学院成了训练的中心。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建立起来的工作，就成为全世界所盼望的，恢复信仰、忠于信仰的根据地。
有人说，改教运动只注重教会内部改革，而没有传福音，其实并不是那样。加尔文本人讲的道，经常集中在福音布道的信息上；在他生前，也曾经打发一些宣教士坐船到远方去宣教、传道。(日内瓦的教会曾打发一组十三位成员的宣教队伍，前往现今的巴西，1557年在当时所谓的新世界 New World 建立了第一个改革宗的团契聚会。)这样，归正是建立内部的信仰基础，福音是向外宣扬基督救赎好消息的真正的行动。有信仰才有传道的行动，归正福音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改教运动在这几个改教家打下基础后，就很稳重地让那些好好研究神学、真正明白圣经的人，咬紧牙根、死守真理，一代一代传下来，直到现今。
接下来在这个讲座的后半段，我还要提到启蒙思想，跟现代新派神学怎样侵蚀整个基督教，以至于到了廿世纪，很多教会空空洞洞、完全失去能力。我也要提到归正福音运动的复兴。我蒙受的感召，以及盼望这个讲座对你们能够达到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