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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在《历史学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说：“一位在学校教学效果不好的历史教师，在从未致力于历史研究之前，可能会这样认为：历史仅仅就是事件、日期和地点的组合。所以，当他一经发现事件、日期和地点的时候，就会自以为然地认为他面对的就是真实的历史。但是，任何一位曾经在历史领域潜心钻研过的人都知道历史决不仅仅指事件，而是对过去历史人物思想的重演。那些时间和地点的价值，对于史学家来说仅仅有助于把每一个行为还置于历史的情境中，帮助其认识特定情境中历史人物的真实思想。”科林伍德在书里又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他说的一点没错，历史不仅仅指事件，而是一部思想史。研究改革开放 30年来的中国就是一例。这不是单单为了解决国力衰微，经济落后，科技发展缓慢，民不聊生，不得已之下而采纳的一项对治方案，其背后其实是一场八方人马社会思潮的交锋博弈。
《镜报月刊 》（The Mirror，2010年一月号）登载了一篇马立诚（被美国传媒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五十位人物之一）的文章，题为《当代中国：八种思潮交锋》。他说，改革开放30年，邓小平思想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他呼吁人民思想的解放，突破了阶级斗争所导致全国上下的分崩离析，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量扭转为缔造新中国的建设能量。3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大幅改善。但在这个思潮背后，马立诚说，伴随改革开放的还有老左派、自由主义、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大陆新儒家和民粹主义等思潮。八方人马交锋，现在当然是邓小平思想所领导的人民思想解放势力最雄厚。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单上充满着负面的痛苦，权贵资本主义猖獗一时，大肆侵吞国家与民众的财富；基础教育崩坏给国家人才带来严重损失；医疗改革失败令穷困民众缺少医药甚至失去生命，社会公平流失，贪污腐败，环境恶化，道德沦亡，世风日下种种问题。
在社会越来越崇尚物质，道德沦丧，人心堕落的时候，有人提出要靠宗教的力量，挽救社会人心，促进国家民族社群的和谐，特别是佛教。已经八十高龄的星云法师，奔走各地弘扬佛法，用他的话就是“让大家向真向实，让大家自立、自主、自强、让大家每一个人忧国忧事忧民，每个人讲奉献，讲服务，不自私，不贪心，每一个人对于社会要有舍我其谁的责任，要不计较报酬。。”这种求助宗教以获得精神慰藉的人与日俱增。美国《时代》杂志中文版（2006年7月）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恢复信仰》（作者：Hannah Beech）。他说：“上海南京路上什么东西都买得到。。。然而最抢手的畅销品之一是人民币150元一张的捐赠证书，赞助南京路静安寺打造一尊价值1800万美元、2000公斤重的金佛。捐赠证书畅销之速度远非古驰皮夹可比。自2002年以来，静安寺已经收到18万700笔善款，捐款人无非是想以一些新获得的财富来交换精神食粮。‘我们的社会需要宗教’，金佛计划主持人曹平江表示。‘人们都在寻求金钱以外的东西来膜拜，而佛教在中国源远流长。”文章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立场是无神论，对此却深有同感。中国正努力应付20年来，经济犹如脱缰野马般快速成长的后遗症，特别是城乡所得差距逐渐扩大，以及社会动荡加剧。北京领导人因而寄望借由宗教安抚民心，填补马克思主义沦亡后遗留下来的心灵空虚。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本月稍早发表重大谈话，一反数十年来国家对宗教的暧昧态度，向国营媒体新华社表示，‘宗教力量是中国借助的重要社会力量之一。’叶小文特别提到佛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上，发挥了独特作用’ -- 这是中国一句口号，表示它能同时促进社会发展与经济成长。就在叶小文发表评论的同一周，一场共产中国史无前例的宗教会议 -- ‘世界佛教论坛’，也在中国东部城市杭州召开。。。中国领导人允许、甚至放任如此公开地表达精神信仰，总算跟上了中国宗教革命的脚步。即使是官方自己保守的估计，目前中国各类宗教信徒也超过了 2 亿人，比短短 9 年前翻了一倍。。但最大的趋势在于佛教与各类民间信仰的复兴，后者融合了道教、儒教、萨满教、祭祀祖先与地方神明膜拜，汇聚成一股强有力的精神信仰。中国半数以上的信徒都是信奉这类民间信仰。。。31岁的旅游局官员苏敏（译音）说，她每个月到泉州附近的真武道观祭拜两次。‘以前我们信的是邓小平，因为他带来了经改、让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但是现在邓小平不在了，我们没人可信，所以又转回去信教。’。。。”
读起来，中国好像从经改变成了宗教改革了。绝对不是，只要政治体制没有改革，宗教只是一种政治领导人使用的工具之一，而且宗教本身也不是什么安抚民心，促进社会和谐的万灵丹。今年（2010年）二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有报道说，近些年来，一些宗教场所利用地处旅游胜地和信众增加的机会，大兴土木，打造豪华寺庙道观，一些知名宗教人士与地方主管部门官员也借机敛财，共同跻身富裕阶层；还有地方将寺庙承包，只要上交承包款就可以当上方丈掌控寺庙的经营权，使宗教界也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引自《联合早报》二月二日 -- 中国佛教大会：要端正宗教风气）接替叶小文出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王作安在开幕式上承认，近来在佛教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些地方把精力放在修庙造像上。求大求高，追求奢华，远离了佛教精神；有的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风不整，追名逐利，引起社会议论，损害了佛教清誉；有的寺庙管理不规范，有制不遵，有章不循，尤其是财务管理混乱，侵蚀了佛教健康的肌体。”王作安还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说，近年来，涉及宗教的群体性事件有所增多，领导干部应当特腾出一些时间和精力，亲自过问宗教工作，带头处理宗教问题，坚决纠正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损害宗教界合法权益的现象，防止由此引发信教群众的抗议活动。文章还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歪曲宗教教义，散布恐怖袭击，制造暴力从事非法违法活动，破坏宗教和谐，影响社会稳定；涉及宗教的利益矛盾凸现，围绕落实或者拆迁宗教房产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总之，宗教领域矛盾更加复杂，宗教工作难度不断加大。。。文章指各级领导干部管理宗教的水平“与形势的发展和宗教工作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有的把重视宗教工作停留在口头上、文件里，不抓具体落实；有的认识上有误区，要么放任不管，要么简单粗暴，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的现象还相当程度地存在；有的热衷于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客观上助长了宗教热；有的不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侵犯宗教团体合法权益，引起宗教界人士的不满。文章强调，面对突发性事件，要高举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稳定、维护人民利益的旗帜，切忌简单粗暴；要动员宗教界代表人士到一线做信教群众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影响力；如有敌对势力插手，则坚决予以揭露和孤立打击。（完）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的文章揭示了政治领袖是怎样看待宗教。请大家注意，他谈论的重点是在佛教，当然包括了藏传佛教。佛教虽然是在东汉时才传入中国，但经过千百年的传播和发展，可说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文化，就算说它是土生土长也不为过。政治领袖这样看待“土生土长”的佛教，他们怎样看待基督教可想而知，因为共产党是 站在思想战线上着手对付宗教信仰的问题，在他们的眼中，基督教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它进行侵略的工具。在王长新先生根据王明道先生的录音带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整理编撰而成的《又四十年》（王明道先生的口诉历史），王明道先生极详尽地叙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政治领袖是怎样的 对付基督教和三自教会成立的背景。在第二章“中国基督教的走向”记录着说：
。。全国平定以后, 共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思想战线上来, 着手对付宗教信仰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九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已经明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这是文字, 具体怎样落实到有宗教信仰的人民身上, 则有待进一步的事实来证明。
一九五零年春, 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基督教访问团访问了广州、长沙、汉口、天津、北京等全国各地许多基督教团体。这个访问团是由政治协商会议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五个团体的代表组织而成的。中国教会的人都晓得, 一九一七年在俄国成立的共产党政府是怎样对待教会的。所以个个都心存畏惧, 害怕共产党统一了中国, 中国教会的命运会跟俄国教会一样。因此基督教访问团一出来, 各大城市都争先恐后地邀请吴耀宗先生等去访问。他在访问中告诉大家说, 中国教会过去一向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英美帝国主义用兵舰大炮把基督教送进中国来, 所以中国人对基督教都怀有一种恶感。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大的变革, 叫中国教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利用。吴耀宗先生是政府的人, 他一提倡, 谁敢不响应? 人人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
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访问结束以后, 同年四月到了北京, 拜访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周恩来总理同他们有过三次谈话。吴先生说他从周总理谈话中得到的启示,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于是他们在同年九月廿三日发表《革新宣言》, 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 提出了一个以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影响为目的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 强烈支持这一宣言。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的方向, 由此当可一目了然了。。。（第五章“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大会（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开始的第一天,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陆定一副主任在会议上讲了话。首先他说明这个会议的目的, 是根据政务院上一年十二月廿九日的决定, 鼓励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 使之变成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他讲到爱国主义, 也讲到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阴谋。最后他提出对基督教徒的期望, 即“站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之下, 在伟大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 与人民政府团结起来, 在人民政府的指导下, 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现在全国有三大运动正在进行, 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希望中国基督教徒积极拥护和参加这三大运动。” 一言以蔽之, 就是要教会和基督的信徒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
。。从这次会议里产生了一个基督教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并推举吴耀宗为主席, 刘良模为书记。会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异议, 三自会就这样成立了。
这次会议之后,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分别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他们对大会的感想。吴耀宗先生说：“这个会议是基督教空前的爱国大团结。由于宗派的分歧和信仰的差异, 基督教的团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 在政府领导之下, 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各个团体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他在文章中说明这次会议的目标是：
“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 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在谈到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时, 他说：
“会议的第一个成就, 就是使出席的绝大多数的代表们得到一个新的观点, 那就是：清楚地认识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会议的第二个成就, 就是两天的控诉大会。在目前国内镇压反革命的怒潮中, 控诉已经成为大家所熟悉了、习惯了的事；然而在基督教的群众里, 控诉却还是一件完全新鲜的事, 不只是一件新鲜的事, 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在福音书中, 耶稣曾说过：‘不要论断人, 免得被人论断。’一般基督徒都牢牢地记住这个教训。控诉不只是‘论断’, 它也是审判, 是定罪, 似乎控诉是和耶稣的教训背道而驰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我以为不是的。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 是叫我们不要从自私和骄傲的观点出发, 吹毛求疵地在别人身上找过错, 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所有的, 也许是更大更多的弱点。控诉却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的。马太福音第廿三章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他不但以正义的呼声来反对罪恶, 他也以勇敢的行动来打击罪恶。他拿着鞭子把利用宗教仪式来进行剥削的人们赶出圣殿。”
。。。。刘良模先生也以《划时代的大会》为题发表了他的感想。他说：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这个大会以前, 是中国基督徒依赖着帝国主义发展的时代, 也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时代；这个大会以后, 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发展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的时代, 也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对祖国与世界和平能够有极大贡献的时代。
“在这个大会里, 陆定一副主任的报告, 使我们认识了祖国的可爱, 与帝国主义的可恨。过去有很多基督徒不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 现在大家如同大梦初醒, 恍然大悟。于是我们就动起手来,开始做从基督教里面挖出帝国主义老根的工作, 我们就开始控诉潜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控诉中间, 我们也就同时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这是一个极痛苦的过程。有好几位同道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可是在大彻大悟以后, 就觉得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嘱咐, 用控诉学习的方法, 努力肃清教会内部帝国主义的影响, 努力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努力建设三自教会。我们要洁净上帝的圣殿, 并把主的教会建筑在坚固的盘石上。”
从刘先生的文章里,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信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信仰。他把一个人政治思想上的转变, 从想不通到想通了 (也就是他所谓的“大彻大悟”), 说成“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其实这与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毫无任何共同之处。。。。。（完）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只是要说明，历史不仅仅指事件，而是一部思想史。经改也好，政改也好，宗教的被利用作为一种工具也好，每一起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种思想主宰之下或多种思想交锋博弈之下的产品。同样的道理，《列王纪》里记载的每一起事件，我们都不能把它孤立起来看待。 不管是王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或正的事，还是支派反叛，它们都是在某种思想主宰之下才发生的。当时主宰的思想是什么？就是整个民族厌弃耶和华，不要上帝作他们的王。用上帝的话，就是：“百姓向你（撒母耳）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撒上八：7-8）厌弃耶和华，去事奉别神的这种思潮横扫以色列思想大地，并且 还随着岁月的增进，变本加厉，宗教生活腐败，道德生活沦落。我们不能把以色列民的属灵状况归咎于上梁（王）不正所以下梁才歪。绝对不是。当以色列还没有王的时候，在士师时代，整个民族就已经 在“各人任意而行”的光景，他们无法无天，“信仰商业化，传道职业化，教会私家化”，宗教生活离教背道，社会风气堕落，我在查考《士师记》的最后五章就已经讲解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有王国之前，“厌弃耶和华，去事奉别神”的歪风早已吹遍整个以色列大地。
有另外一种思潮抗拒这样的颓废歪风吗？在《列王纪》里，上帝不是用“王”的宗教改革来纠正歪风，因为他们作的是从上而下的命令式复兴，带来的只有暂时的果效。上帝在《列王纪》的几百年间，兴起许多先知作他的代言人，传讲回转归向上帝的权威式信息。这些先知在当时政治动乱，道德沦丧，离经背道的洪流中作中流砥柱，但由于他们所传讲的不合人 们的“味口”，“回转归向”的思潮成不了气候，所以上帝的审判终于来到他们身上，南北两国相继被敌人所毁。虽然如此，上帝因着曾向以色列人的列祖作出应许，他必对整个民族施行拯救，所以还给他们存留余民，并兴起一位救主（弥赛亚），重建以色列国。
这是我们查考《列王纪》所要铭记在心的。不要只顾看“孤立事件”的树木，而看不到树林。过去在查考别的圣经书卷时，我曾说：
读经最怕的是什么？英谚有：Some people cannot see the wood for the trees （有些人见树不见林），意思是：有些人见小不见大，老是纠缠于细枝末节而看不见事情的全局和整体。有的解经书把字词和经文难题逐一讲解，却时常忘记把焦点对准在书卷的中心思想，以致读完后，有点像进入“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的意境。读经最怕的就是连一字一词、经文各节都仔细分析了，有如看见了深山里罕见的麋鹿，却仍然抓不到书卷的中心思想，听不到清脆的寺院钟声。我绝对不想在这个圣经课程里咬文嚼字，希望在看“树”和观“林”之间保持平衡。最重要的还是，透过每一课，帮助大家更加的认识那位在历史的进程中掌权的上帝，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耶稣基督，更热诚地敬爱他，更紧密地跟从他。”（契彻斯特的理查的祷文）（完）
2。王上十五：16 - 24 “16亚撒（Asa）和以色列王巴沙（Baasha）在世的日子常常争战。17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Ramah），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18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住大马士革（Damascus）的亚兰王（Syria）希旬（Hezion）的孙子、他伯利们（Tabrimon）的儿子便哈达（Ben-hadad）那里去，19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20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Ijon）、但（Dan）、亚伯伯玛迦（Abel-beth-maachah）、基尼烈（Cinneroth）全境、拿弗他利（Naphtali）全境。21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Ramah）了，仍住在得撒（Tirzah）。22于是，亚撒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Benjamin）的迦巴（Geba）和米斯巴（Mizpah）。23亚撒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城邑，都写在犹大列王纪上。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24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Jehoshaphat）接续他作王。”
我们下一课再继续查考。
我已经说了，经改难，政改更难，但没有比宗教改革再难的了。2010年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1周年纪念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罕见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怀念他。这种高调怀念这名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被迫下台的前领导人，以此重申个人改革意志，又曲折暗示了中国推进改革的重重阻力。温家宝一直被视为中共高层中立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代表人物。过去几年来，他不止一次公开阐述他民主法制的支持，例如他在2007年全国“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上高调肯定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而非“资本主义所特有”。但愿中国的政改早日实现，中国的宗教改革也有一天会到来。
我顺便把《联合早报》的一篇纪念文章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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