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纲：
引言
影响中国教会合一最大的问题，就是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对立关系。这个对立的形成有其历史因素，由政府主导的三自运动是形成这个对立的导火线，经历了将近六十年仍然不能化解。这种关系分裂了中国教会，两方壁垒分明、互不往来，有些关系恶劣的地方，三自教会协同国安部门冲击家庭聚会，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家庭教会在逼迫之下，则严词批评三自教会卖主卖友，犯了属灵的淫乱。这样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国内的教会之间，影响到基督徒合一的见证，更让有心人士利用教会内部的矛盾，煽风点火、坐收渔利。这种主内肢体相互攻击的情形，分散了教会的力量，影响到福音的传播，实在让人心痛。
当海外的教会要多接触国内的肢体，就会面对这个敏感的问题。在国内这样的教会生态下，身为一个服事国内教会的基督徒，应当抱着何种态度？我们应当要立场鲜明，还是选择中立？我们应该严守信仰的立场，不与三自妥协，还是尊重现有的掌权者，以开放的态度与三自合作。这在华人教会界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如果我们不了解问题生成的前因后果，我们就无法采取任何立场。这是个重要的课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应该搞清楚双方对立的原因、分析双方关系演变的趋势、在面对冲突时，才能采取正确的作法。
在本文中，将按着以下的三个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为何会形成今天这种对立的局面？其次，近年来三自政策的变化对家庭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最后，再来看海外教会在服事国内教会时应采取何种态度？
三自与家庭教会的关系
对立关系的形成
中国教会分裂为两大阵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执政党所秉持的的意织形态是马列主义、无神论。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愚昧落后的迷信，必将被历史淘汰。又因为基督教传入中国，是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武力而来。因此被定性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中共鼓动一些自由派的基督徒，成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专门管辖、控制教会，其根本意图是消灭基督教。虽然对外宣称，三自运动是民间为了支持政府宗教政策自发的运动，实际上这个组织完全听命与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党在背后撑腰，任何民间组织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行政权力。
解放初期，周恩来曾三次接见吴耀宗，让他联合基督教界领袖，
支持政府的宗教政策。随后发表《三自革新运动宣言》，表明教会主要的任务是“爱国”，总方针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行“自治、
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下，只有加入三自运动的教会才能生存，其他不愿加入的教会，就难逃被解散的命运。当这运动进行到1959年“大跃进”时，各大城市的基督教会，被以联合聚会的名义裁并。最后到了文革时期，
教会几乎到了全数被摧毁的地步。
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下，有些不赞成三自观点的教会领袖，拒绝加入三自，冒着被取缔的危险，开始在家庭举行教会的活动，家庭教会坚守基要信仰，不与三自的自由派妥协。他们认定教会的元首是基督，而三自教会却是唯执政党之命是从，两者的头不一样。他们认为，唯有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徒当顺服主的心意，而不是顺服任何政治势力的意志。家庭教会保有了基督信仰的两个本质，就是敬虔主义和牺牲精神。就如基督顺服父神，舍已背起他的十字架。基督徒也当效法主，走十字架牺牲的道路。在敬虔与牺牲的精神支撑下，家庭教会撑过了最难难的逼迫，将信仰的火种保存了下来，并且在文革之后，重新发芽兴旺。
对立根源的是政治介入信仰
回顾这段血迹斑斑的历史，可以看到家庭教会在苦难中受尽了压迫与屈辱。他们对三自背后的本质认识的很清楚，就是三自的领袖对执政党的顺从高过对神的顺从。即使在今天的逼迫已经不像过去严重，他们仍然不与三自有任何的妥协。这种不愿和解的强硬态度有时会给人固执不化的印象，以为他们放不下历史的包袱。事实上这样的想法是对他们的误解。
查究其背后原因，三自与家庭教会之间对立的问题，不是教派之间的矛盾、不是教义之争。世界各国的教会界都有教义的争议，但也不见得有如此严重的分裂。而是执政当局以政治力量扶植基督教自由派的势力，推动官方的信仰理念、打击坚守保守教义的教会。这不是教会内部的矛盾，而是政治力介入了教会所产生的矛盾。这个因素不解决，对立的情形永远无法化解。
王明道在最初被要胁加入三自时，就明白认清了三自的面目。他在一篇声明“我们是为了信仰”中明白宣示，他们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信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奇事、基督为童女所生、基督为世人的罪流血舍身，死后三日身体复活、他将来还要再来、接门徒进入他的国度、并施行审判。这都是与无神论的信仰体系相冲突的，三自教会从开头就知道自己的任务是，要教会支持政府的信仰体系，所以他们一再于教会中推动，少提：“神迹、基督复活、因信称义、基督再来、最后审判”这些教义。因为这些教义把不信的人当成罪人，分化群众的团结，破坏人民的感情，让们感到不自在。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建立人间天国，不要基督的教赎，更不要基督再来审判世界。王明道所指出的，就是三自与家庭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个争执本质上是一个信仰立场之争。只不过这种对立后来为政治力量所介入，所利用，以至于变得与政治有关。家庭教会从来不想干涉政治，只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教会的信仰。家庭教会江登兴弟兄说：除了是教义的争战，也是教会论的争战，就是教会是否有独立于政治的自由，政教是否分离。
三自宗教政策近年来的演变
政策与态度的演变
从三自运动开始到今天已经将近六十年，从五零年代严厉的逼迫，至改革开放以来采取较宽松的政策。一九八二年的《十九号文件》，明确标示了中国宗教政策的转向。承认解决宗教问题，高压手段不能奏效，转而采取其他控制的手段。
八九民运及东欧、苏联剧变之后，中共高层官员对此起了警惕之心，认为基督教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威胁性，因此对基督教及民主运动展开“反渗透、反和平演变”的策略。九十年代，经江泽民指示三句话，“全面正确的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九四年国务院签署了一四五号令“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法规，说明一切宗教活动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宗教事务部门登记，并且加入爱国组织如三自会。不肯登记的聚会点及教会活动皆为“非法宗教活动”，成为取缔对象。
虽然经过五十几年的演变，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政策虽然看起来比以前放松。但是基本上仍是坚持管制的路线。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北京奥运的举办，中共政府积极改善国际形象。三自教会积极进行公关，一方面派代表到国外参访，进行宗教交流，以图化解素为国际批评的坏名声，另外一方面又邀请国际知名的外国宗教领袖来华访问，开放他们进入三自教会讲道，企图塑造宗教自由的形象。
但是他对家庭教会的定位还是没有改变，政府仍然承认其合法地位，取缔家庭教会的情形仍然时有所闻，只不过手法比以前细致，不再像以往用高压手段冲击、而是改用法律来钳制。中共统战部把家庭教会当作，不服党的领导，与海外敌对势力互通声气，是反华集团渗透中国的工具。甚至为了要平衡快速发展的基督教，政府甚至支持较不具威胁性的佛教的发展，大力支持在杭州举办首届世果佛教论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接见与会代表，这些做法已经偏离的政教分离的原则了。
三自领导与教会基层的差别
再讨论三自问题的时候，先要分清楚三自的领导阶层、与基层三自教会是存在很大差距的。三自教会的直接上级管理部门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俗称“两会”。这两个部门又听命于“国家宗教事务局”，是国家行政架构下的基督教社会组织，并不是教会，其上层的主流神学思想是自由神学，主要在领导阶层、与神学院教授中较多。但是这种神学与基督信仰有根本的冲突，在基层教会是不受欢迎的。基层的信徒、甚至大多数的牧师，仍然坚守传统的福音派神学思想。随着资讯的开放，三自教会与管理他们的“两会”也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对于两会强制的条条框框的规定，大多数基层教会都不以为然，先尤其是沿海一带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教会。这些地方的教会历史悠久，信徒的信仰根基较扎实，能够分别离经叛道的自由神学，并且勇于抵制政治势力对教会的干涉，他们也是基督的真门徒，虽然待在三自中，但仍然维持纯正的信仰，不受自由派歪理的影响。家庭教会对三自的批评，应该不能把他们包括在内。
所以说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在基层。并不存在太多的教义上的冲突。信仰的冲突是在领导层面才凸显出来。由于三自教会本身并没有自主权，他们在表面上还是要受领导的控制。所以在三自教会中常出现，表面上服从官方的立场，实际上仍保持教会自主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些开放一点的地方，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关系良好，在私下的场合仍然有交流的情形。
和解的呼声与反对
海外信徒服事国内教会遇到的难题
三自与家庭教会的对立是国内教会存在多年的现实景况。凡是所有参与中国教会服事的基督徒，都难免牵涉在这个对立的情况中。常面对的情形就是，只要想与国内教会交流，就要在这两个教会之间选边站。一旦与三自教会合作，就不太可能再与家庭教会合作。这样的紧张关系，在基层的信徒中可能不明显。有人尝试两面兼顾、游走于两方之间。但是一到教会的领袖的阶层，就会发现双方壁垒分明、互不来往。这个问题是中国教会现实存在，却又一时之间尚无法解决的问题。身为服事中国教会的海外基督徒，不能不理解国内当前存在的大环境，在面对这种紧张关系时，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地位，是来自服事众教会，不是介入教会的纷争，应尊重教会的权柄，不要自发议论，以免加深双方的对立，更让服事的教会受到亏损。
过去当三自坚持排外的政策时，海外团体主要是与家庭教会合作。当三自向外开放后，逐渐有许多团体通过三自进入国内服事。如圣经公会捐助官方许可的“爱德基金会”印制圣经，葛培理接受邀请访问中国，进入三自教会讲道。香港的建道与中神的教授也进入中国，与三自的神学院进行学术交流。海外许多有名望的牧者，也进入三自教会带领培灵会、布道会。他们不再偷偷摸摸，担心被政府取缔。而是光明正大的直接与国内的基督徒交流。当然他们在不违反官方的政策之下，对讲的内容也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带出来的消息，让海外的教会看到，这似乎是一条更容易在国内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机会。
当然也有保守的人士对他们发出严厉的批评，称他们是走妥协的路线，与不信派合作，无异与虎谋皮。至于将来如何发展，仍然不容易判断。是否能因此促进政府走向更开放的路线，还是完全被政府利用，来稳固三自在基督徒心中正统的地位，尚不得而知。
与三自合作的呼声
一些关心中国教会的基督徒，对将来三自与家庭教会走向和解抱着期望，国务院民族发展研究所主办了一个“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邀请了基督徒学者、三自欢会、家庭教会代表、讨论中国家庭教会问题。他们希望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能听到家庭教会的意见。在这次的研讨会中，一些基督徒学者向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有影响力的人士发出建议。江登兴弟兄提出：现有对家庭教会管理的宗教政策，很多都已经过时了，无法发挥正面的效果。把家庭教会定为非法，不但不能增进社会和谐的发展，反而增加了基督徒对抗政府的心态，助长了邪教的滋长，要解决这问题只有让家庭教会公共化。
小光弟兄在一本书中，似乎是想调和三自与家庭教会的紧张关系。他提到家庭教会存在严重的权威体制的问题。很多教会领袖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种家长制的体制下，权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激不起新生代领袖投入服事的热情，教会中没有防止弊端的制度，让过大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容易生出腐败。同时在真道方面出现相当多的混乱，毫无体系。容易成为异端滋长的温床。他期待借着家庭教会公开化，让完善的体制，约束家庭教会走向健康的成长。他也肯定双方的价值，三自教会是向不信的社会公开的见证，“如同山上的城、台上的灯。而家庭教会，则如同黑暗中的明星，照亮大大小小隐秘的角落；又如燃烧的真理烈火，在中国的大地上自由蔓延”。他期待三自与家庭教会在属灵上面联合，帮助对方改革内部的问题，共同将中国教会推向更光明的未来。
家庭教会坚守十架道路
期待双方和解的想法虽然出于善意，但似乎没有考虑到中国政治情势的现实。家庭教会的何当弟兄明白的指出，和解的提议过于乐观。他问出三个问题：“（1）三自/家庭的分野何来？他们之间的所谓前嫌或者积??怨到底是什么？（2）导致三自和家庭之分的各种内在与外在因素真的消失了么？（3）教会的合一到底该如何理解，以至于我们该如何行动才算合一？”
。这确实是要求双方教会和解的人，所遇到最根本的问题。家庭教会与三自之间不能合一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三自的背后是自由派的神学，家庭教会则持守保守的福音派神学。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不止在华人教会界，在西方教会也是如此。合一的基础是圣经的真理，如果合一的对象是同信基要真理的的基层信徒，那合一不成问题，但是三自教会不是由基层主导的。领头的教会领袖是必须听从三自当局，也就是背后的无神论政府。当政府对三自教会的控制一天不消失，和解无异缘木求鱼。
家庭教会的特质是坚守主耶解所教导的十字架无道路，也就是敬虔与牺牲两大特质。所有追随主耶稣的门徒，也应该是效法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不是为了方便宣教，可以暂时放下的权宜之计，而是基本信仰大是大非的问题。海外的教会已经服事家庭教会将近二十多年了，看见他们走过火炼的试验，陪他们一起在逼迫中祷告。在感情上我们仍然要与他们同站在一条阵线。只要当局不承认他们合法地位，继续逼迫他们，我们就应该与他们站在一起。这也是服事家庭教会的前辈们留下的榜样。也是我们今天的继起者所该持守住的原则。
结论
本篇报告主要是借着对三自与家庭教会关系的演变，探讨海外基督徒服事国内教会的态度。经过历史的回顾，看到两个教会的关系从势同水火、到今天稍微缓和的情况，我们知道了双方对立形成的原因。我们当然愿意看到，教会合一最终能在中国教会中水到渠成，但是基本的信仰原则是不能被牺牲，就是不能在主耶稣所教导的基要信仰上妥协。不信的人不能当教会的头。在这样的体制下，就没有合作的余地。身为海外教会服事国内教会的同工，我们不能放弃对主忠心，坚守真理的教会，期待主的手在中国作主，化解三自家庭无法合作的基本因素，就是当局对家庭教会态度的改变，尊重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再控制教会。这一天就是三自与家庭教会合一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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