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纲：

一、罗马皇帝迫害基督教的动机

二、犹太人的宗教主张与叛逆精神

三、基督教受到误解的主要因素

四、早期基督教所采取的防卫措施

五、 罗马皇帝们对待基督教徒的态度

六、罗马大火引起尼禄（Nero，54-68AD）对基督徒的迫害

七、图密善（Domitian，81-96AD）当政对基督徒的迫害

八、图拉真（Trajan，98-117AD）为基督徒建立合法的审判程序

九、罗马当局对基督徒的处置及殉教状况

十、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200？-258AD）殉教始末

十一、早期基督徒虔诚的宗教信仰

十二、罗马当局的宗教迫害政策

十三、提比略（Tiberius，14-37AD）到迦利埃努斯（Gallienus，260-268AD）时代基督徒之景况

十四、奥勒良（Aurelian，270-275AD）当政对教会的处置

十五、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AD）即位后对基督教的态度

十六、戴克里先进行宗教迫害的原因

十七、遍及帝国各地的迫害基督教活动

十八、迦勒里乌斯（Galerius，305-311AD）颁布宗教宽容诏书始末

十九、宗教迫害的终止和殉教人数的估算

二十、结论

一、罗马皇帝迫害基督教的动机

如果我们严格地考虑到基督教教义的纯洁、它的道德律条的纯正以及在这一福音开始被人们接受的初期阶段大多数基督教徒所度过的纯真而艰苦的生活，我们必会很自然地认为：如此充满善意的一种教义，即使是教外人也必会对它十分推崇；那些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尽管他们可能会嘲笑关于奇迹的种种说法，也不免会对这一新教派的善行表示尊重；而且那些地方官员对这样一批虽不热心于战争和政治，却能够处处奉公守法的教徒也不但不会加以迫害，还定会尽力予以保护。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再回想一下，由于始终受到民众的信任，由于哲学家们缺乏宗教思想，以及罗马元老院和历代皇帝奉行的政策的支持而到处流行的多神教却普遍受到宽容，我们更会感到简直无法理解，基督教徒究竟犯下了什么新的罪行，他们有什么新的冒犯行为触怒了那古老的一切听之任之的温和政策，又有什么新的动机促使那些一直安闲地听任一千种形形色色的宗教在他们的温和统治下安然存在的罗马帝王们，使他们忽然一反常态，偏要对这选择了一种独特的但无害于任何人的宗教信仰的臣民严加惩处？

古代世界的宗教政策在制止基督教发展方面，似乎显得格外严厉和蛮横。大约在基督去世80年之后，一位素以温和、明智著称的总督竟然作出判决，将基督的几个无辜的信徒处死，而他所依据的更是一位一般认为施政贤明的皇帝所颁布的法令，那一次次向图拉真（Trajan，98-117AD）的继任者们一再提出的申述状中充满了悲惨的呼号，声称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数臣民中，唯独遵守帝国法令、只不过是顺从良心的呼声谋求获得信仰的自由的基督教徒不能分沾贤良的政府普遍施与全民的恩泽。几位著名殉教者的死难情况的记载措词都十分谨慎；而从基督教执掌最高权力的那一天起，教会统治者们重演昔日他们的异教徒仇敌的故技，不惜充分显示出自己在做到残酷无情方面，也同样不遗余力。现在，本章的目的正是要从大堆未经整理、充满谬误和虚构的史料中，设法筛选出(如果有此可能的话)一些真实可信而且较为有趣的史料，力求清晰而合理地对首批基督教徒遭受迫害的原因、程度、持续的时间和一些最重要的情节重新作一番描述。

遭迫害的宗教的一些教派，由于恐惧感的压抑，由于愤怒情绪的刺激，也许还由于狂热的信仰的激励，一般都很难心平气和地去调查，或者热情公正地去欣赏敌人的某些行为的动机；而对这个问题，甚至连那些安全地远离开迫害的烈火、较有头脑的公正的人们，也往往不能公平、清醒地对待。关于罗马皇帝为什么那样对待原始基督教徒的原因有一种说法似乎较为真实可信，因为这是从公认的多神教教义的精髓中推论出来的。人们早已注意到，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之所以能和平共处，主要由于古代各民族对各自的宗教传统和仪式都不言自明地表示认可和尊重。因此可以想象，某个教派或民族要把自己从这人类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声称唯有他们了解神的意旨，而且把该教派以外的一切宗教仪式都斥之为渎神活动和偶像崇拜，那它便必将触怒所有其它教派，使它们联合起来，群起而攻之；容忍的权利是靠彼此的宽容维持着的，如果谁拒绝履行这由来已久的义务，那这种权利也就会很自然地不复存在了。现在，那些犹太人，而且只有犹太人，毫不含糊地拒绝履行那种义务，那么仔细想一想，那些犹太人在罗马政府地方官员手中所受的待遇便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推论究竟有多少事实依据，从而也能引导我们去探明基督教所以遭受迫害的真实原因了。
　

二、犹太人的宗教主张与叛逆精神
　

关于罗马君主和总督们对耶路撒冷神庙的尊重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重复了，我们这里只想讲明，伴随着耶路撒冷的庙宇和城市的毁灭以及随后发生的许多情况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那些征服者怒火中烧，并使他们能够以维护政治正义和公共安全一类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开进行宗教迫害。从尼禄（Nero，54-68AD）到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138-161AD）王朝，犹太人对罗马的统治一直显示出一种无法忍受的情绪，因而多次引发出近乎疯狂的屠杀和叛乱。在埃及、塞浦路斯和昔兰尼（Cyrene）等城市里的犹太人一直不露声色、假装友好地和毫无戒备之心的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而他们在那里所进行的种种可怕的残暴活动使任何耳闻的人也不禁为之发指；我们因而不禁倾向于要对罗马军团严厉的报复拍手欢呼了。因为他们所惩罚的这个疯狂的民族的愚昧荒谬的迷信似乎已使他们不仅成为罗马政府的仇敌，而且成了全人类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了。犹太人之所以如此狂热，一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理由向一个崇拜偶像的统治者交纳税款，一是因为根据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谕，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有一位威力无边的救世主很快就将降临人间，他将解开他们的枷锁，并将为他们这些天之骄子建立一个地上王国。著名的巴柯齐巴（Barchochebas）（注：公元 2世纪初抗击罗马军队的一支起义军的犹太人领袖。--  译者），正是通过宣称自己是犹太人盼望已久的救世主，号召全体亚伯拉罕的子孙起来实现以色列人的梦想，才终于能组织起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和哈德良（Hadrian，117-138AD）皇帝浴血奋战达两年之久。

尽管犹太人一再如此进行挑衅，罗马皇帝们的愤怒总会随着胜利的取得而平息；而且战争和危险时期一过，他们也便不再惶恐不安了。由于对多神教的普遍的宽容，也由于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138-161AD）的温和性格，犹太人很快又恢复了他们的各种古老的特权，并又可以对他们自己的婴儿施行割礼了，唯一的一条无关紧要的限制，只是不得把他们的那个希伯来种族的特殊标志加之于任何皈依犹太教的外族人。残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犹太人虽然被排除在耶路撒冷的城区之外，他们却仍可以在意大利和其它各省市建立和维持相当数量的定居点，获得罗马法令所规定的自由，享有市民的荣誉，同时还能免除掉担任那些费力费钱的社会公职的义务。由于罗马人的温和性格或厌恶情绪，这个被征服的教派所建立的教权制度的形式竟获得了法律的认可。固定驻在提比里亚斯（Tiberias）的大教长有权委任下属教士和使徒。行使内部司法权力，并每年从分散在各地的同教弟兄手中收取一定数量的贡奉。在帝国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新的犹太教堂被建立起来；那些或是按摩西戒律的规定，或是按犹太教教士代代相传的惯例一直奉行的安息日、戒斋日以及其它节日庆祝活动全可以十分认真地公开举行。这样一些温和政策终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改变了犹太人的冷酷态度。他们终于从先知和征服的幻梦中清醒过来，逐渐也安于作驯良、勤劳的臣民了。他们原来的那种对整个人类的仇恨情绪，现在已不再发展为流血和暴乱行为，而是消融在无甚危害的发泄行为之中。他们在经商活动中不放过一切机会掠夺那些偶像崇拜者，暗暗念诵一些难以理解的咒语，诅咒那个傲慢的埃多姆（Edom）王朝。（注：原指约公元前1200年建于死海西南地区的闪米特人王国。--  译者）

既然这些犹太人虽然十分厌恶并拒绝礼拜罗马皇帝和他的臣民所信奉的神灵，却仍能随意过着他们的不受欢迎的宗教生活，我们便不能不想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能幸免于遭受基督的门徒所遭受的苦难，其中必另有原因在。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十分简单和显而易见的，但是，从古代人的情感来看，这差别却极关重要。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基督教徒却只是一个教派；而如果说每一个集体都本应当尊重邻近的另一集体的神圣传统，他们却更有责任坚持他们的祖先建立的制度。神谕的声音、哲学家的教诲和法律的权威全都一致要求他们尽力完成这一民族义务。由于犹太人自视远比常人圣洁，他们有可能激怒多神教徒，认为他们是一个令人憎恶的下流种族。由于他们不屑与其他民族交往，他们这样遭人蔑视也许是罪有应得。摩西戒律的大部分内容可能都不过是信口开河，荒诞不经；然而，既然它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被一个庞大的社会所接受，他的信徒们当然也可以援例，因此一般人普遍认为他们有权奉行那些他们如果违背便将被视为犯罪的种种教规。但是，这一原则虽然可以保护犹太教堂，却对原始基督教会并无任何好处或保护作用。由于信仰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教徒便犯下了所谓的不合常情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割断了习俗和教育之间的神圣纽带，破坏了国家的宗教制度，并狂妄地诋毁了他们的先辈长期信仰和崇拜的神圣的一切。而且这种叛教行为(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还不仅是一个局部或限于某一地区的问题：因为这些虔诚的叛教者既然摒弃了埃及或叙利亚的神庙，自然同样会不屑于在雅典或迦太基的庙宇中去寻求庇护。每一个基督教徒都以厌恶的情绪抛弃了他的家族、他所在的城市和省区长期保有的迷信思想。全体基督教徒都无例外地拒绝再和罗马、帝国，乃至全人类所崇信的神灵发生任何关系。因此那些受压制的信徒们不论如何要求申张谁也不能剥夺的听从良心呼唤和自行判断的权利，也全然无济于事。他们的处境也许使人同情，但他们的申辩却始终不能被异教世界的有识之士或一般信徒所领会。按他们的理解，任何一个人竟然会这样对相沿已久、代代相传的信仰产生怀疑，这简直和有人会忽然对本乡本土的风尚、衣着或口音感到厌恶一样荒唐了。
　

三、基督教受到误解的主要因素
　

异教徒的惊愕很快变成了憎恨，于是连那些最为虔诚的人都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带有危险性的不信神的恶名。怨毒之心和偏见相互为用，把那些基督教徒完全说成是一群无神论者，而由于他们胆敢攻击帝国的宗教制度，他们受到罗马地方官员的严厉指责完全是罪有应得。他们使自己和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多神教的神庙所奉行的迷信活动全都断绝了关系(他们得意地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别的人却始终不很明白他们自己究竟信奉什么神灵以及以何种形式的宗教来代替古老的神灵和神庙。他们对“最高的神灵”所怀有的纯洁而崇高的观念完全非异教徒芸芸众生的粗俗头脑所能理解。他们无法体会一个存在于信徒心灵之中的的孤零零的上帝，他既不具有任何可见的有形的形体，又不按照习惯做法为他举行祭奠和庆祝，为他设置祭坛、供奉牺牲。曾经超然物外对第一动因的存在和属性进行深刻思考的希腊和罗马的先贤们或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或是出于虚荣，总愿意为他们自己和他们少数得意门徒保留致力于这种哲理思维的特权。他们绝对不肯承认人类的偏见是真理的标准，但他们也认为偏见是人性的原始意向的自然流露；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敢于置感官于不顾的民众性的信仰和宗教，脱离迷信的程度愈远，便愈将无力阻止不着边际的想象和由狂热情绪产生的幻景。一些才智之士抛向基督教徒的上帝启示说的不屑一顾的目光，只不过使他们更加坚信他们匆匆得出的结论，使他们更认为他们很可能会十分尊重的神性统一观念却被新教派的狂野的激情所损毁，并被它的虚无缥缈的玄想所磨灭了。一篇据称出自琉善（Lucian）之手的著名对话录的作者，在他蓄意以嬉笑怒骂的笔调论述三位一体这个神秘的题目时，却充分暴露出他自己对人的理性的软弱和深不可测的神性的完美全然无知。

基督教的创始人不仅被他的信徒们尊为圣人和先知，而且被当作神来崇拜，也许就不那么让人感到惊奇了。多神教教徒对任何看来和民间流传的神话似乎稍有相似之处的神物，也不管这种相似是如何牵强附会，都会拿来当作崇拜的对象；而关于巴克斯（Bacchus）、赫耳枯勒斯（Hercules）和埃斯库拉庇乌斯（Æsculapius）的各种传说则早已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相信上帝之子会一如常人降临人世的想象铺平了道路。但是，使他们感到吃惊的是，那些基督教徒竟然要抛弃掉那些供奉古代英雄的神庙，而正是这些英雄在世界的幼年时代发明了各种工艺，制订了各种法律，征服了在世界各处为害人民的暴君和妖魔；却宁愿去选择一个鲜为人知的教长作为唯一崇拜对象，而那个教长，近年来，在一个野蛮民族中，已成了本族同胞的怨毒之心或罗马政府的嫉妒心情的牺牲品。广大的异教徒民众只对尘世的眼前利益感兴趣，而对拿撒勒的耶稣赐与人类的赛过无价之宝的生命和不朽却并不在意。在这些贪恋红尘的人们看来，基督的那种于残酷的、自愿忍受的苦难之中保持的坚贞、博爱的胸怀以及他的人品举止的崇高和朴实，并不足以弥补他缺乏声望、没有一个帝国和无所建树的缺陷；在他们拒不承认基督在战胜黑暗势力和死亡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胜利的同时，更对基督教的这位神圣创始人的可疑的出身、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屈辱的死亡多方曲解或甚至多方加以污蔑。

基督教徒在这样坚持以个人情绪代替民族宗教的做法中所犯的每一件过失，都因犯罪人数众多和他们的联合行动而更加严重化了。众所周知，而且也早有人议论过，罗马当局对其臣民中的任何结社活动都极为仇视和十分猜疑；对那些即使全然无害或甚至抱着有益社会的目的而组成的团体，也很难得到政府的认可。那么这些脱离公共的敬神活动的基督教徒的宗教集会自然更显得令人可疑了：他们的组织原则是不合法的，最后完全可能成为具有危险性的组织，而那些罗马皇帝却没有想到，在他们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理由禁止这些秘密的，有时在夜间举行的集会时，他们是违背了正义的法则。基督教徒由于信仰关系而表现的违拗更给他们的行为，或甚至他们的用心涂上了一层严重的犯罪色彩；而那些对于俯首听命的顺民或许会立即停止使用武力的罗马帝王却认为，他们的命令能否贯彻执行关系着他们自身的尊严，而这命令有时却正是要使用严厉的惩罚来压制那种胆敢认为世上还有一个凌骂于政府长官之上的权威的独立精神。带着这种精神的叛逆活动，其范围之广和持续时间之长都似乎使它一天比一天变得更有理由受到他们的咒诅了。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的积极的和卓有成效的宗教热情已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遍及帝国的每一个行省，甚至几乎每一个城市。新的皈依者为了使自己和一个其性质显然与众不同的特殊社会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似乎都不惜抛弃掉自己的家庭和国家。他们的阴沉、严峻的神态，他们对正当谋生活动和各种人生乐趣的厌恶，加上他们经常散布的大难即将临头的预言，使得异教徒们不免忧心忡忡，担心这个新教派定会带来某种危害，而由于对这一切完全感到玄妙莫测，因而也更加感到可怕。普林尼（Pliny）曾说过，“不管他们的行为的宗旨是什么，只凭他们的桀骜不驯的态度就理当受到惩罚。”
　

四、早期基督教所采取的防卫措施

基督的门徒进行宗教活动时总尽量避开别人的耳目，这在最初是出于恐惧和必需，但后来却完全是有意为之。基督教徒极力模仿古希腊伊流欣努（Eleusinian）神秘派的那种极端诡秘的做法，自信这样就会使他们的神圣的组织在异教徒心目中更显得可尊可敬。可是正像许多事情都不能尽如人意一样，后来的结果却完全与他们的意愿相反。人们普遍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遮遮掩掩，只不过由于他们有些做法根本见不得人。他们的这种被曲解的小心谨慎只是为那些敌视他们的人提供了制造谣言的机会，也使那些怀疑的人更对那些可怕的谣传信以为真了，而在这些四处流传的故事中基督教徒被说成是人类中最邪恶的败类，说他们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干着最荒唐的下流勾当，并以人的一切尊严和道德品质作为牺牲以取悦于他们的那个不可知的神。有许多人假装着悔过自新的基督教徒，或者出面讲述自称亲眼所见的那个该死的教会举行拜神仪式的情景。他们肯定说，基督教徒作为入教的神秘象征，把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浑身裹着面粉，捧到一个手持匕首的新入会的教徒面前，由他闭着眼在这个代他赎罪的牺牲品身上胡乱砍杀；而在这一残酷行动完成以后，教徒们便大口大口喝干那婴儿的血，把那还在颤动的小肢体大块撕来吞食，同时通过这共同的犯罪意识以保证彼此永守秘密。更有人煞有介事地证明说，“在这种惨无人道的献祭仪式之后，紧接着是大家一起吃喝，这时全都以狂饮等等来剌激各自的兽欲；然后，到了某个预定时刻，灯火突然全部熄灭，于是羞耻之心全被抛弃，人的天性也全被遗忘；大家在黑暗之中全都不顾伦常，姊妹和兄弟，儿子和母亲也可以胡乱交配。”

然而，只要仔细地读一读古代基督教徒的那些申辩书，便足以使任何一个正直的反对派人物对这些说法的虚假性不再有丝毫的怀疑了。基督教徒坚决依仗自身的清白向罗马政府地方官员呼吁，要求查实那些谣言。他们宣布，只要有人能够为诽谤加之于他们的罪行提供任何证据，他们甘愿领受最严厉的惩罚。他们同时还反驳说，这也同样是十分真实和令人信服的，别人胡乱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不仅毫无证据，从情理上来推断也完全不可能。他们反问道：谁能认真地相信，既然福音书上一条条圣洁的戒律对于各种合法的享乐尚且要处处加以禁止，而今却会唆使教徒们去犯那些最值得咒诅的罪行，谁能相信如此庞大的一个宗教团体竟会这样在自己的信徒心目中彻底毁掉自己的声誉；甚至相信这人数众多、品质各异、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人群对死亡或身败名裂的恐惧尚且无所畏惧，怎么倒会同意违背已被天性和教养深深印入脑中的做人的起码准则呢？这样一种无可辩驳的申辩，除了基督教的辩护士自身行为失当，为了发泄对教会内部敌人的切齿仇恨，不惜损伤共同的宗教事业的利益，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动摇其真实性或将它驳倒的。他们有时暗示，有时更直截了当地宣称：强加于正统基督教徒头上的那些血腥的献祭活动和淫乱行为，事实上在马西昂派（Marcionites）、卡勃克拉特派（Carpocratians）以及属于诺斯替派（Gnostics）的几个小教派中是一直进行着的；而这些派别尽管有可能已成为异端，却仍然受着人之常情的驱使，并仍然遵循着基督教的戒律。其结果是，那些和基督教会脱离关系的分裂派也使用类似的罪名来指控基督教徒，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有人声称，那种不堪入耳的最淫乱的行径在大批自称为基督教徒的人中，一直普遍存在。一个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看清正统信仰和异端教派之间微妙的分界线的异教政府地方官们很容易会想象，这不同教派之间的仇恨迫使它们揭发出了彼此共同的罪行。政府的地方官员的温和、冷静的态度有时和他们的宗教狂热不相适应，在他们经过公正的慎重调查之后所作的报告中，总声称那些抛弃了正宗宗教信仰的派别所作的交待在他们看来是完全真诚的，他们的态度也是无可非议的，不管他们那种荒唐、过火的迷信如何会招致法律的惩处等等，这对首批基督教徒的安宁或至少对他们的名声来说，总是一件好事。

五、罗马皇帝们对待基督教徒的态度

历史学的责任应是如实记录过去的史实以供后世借鉴，如果它曲意为暴君的行为开脱罪责或者为迫害活动寻找借口，那它实际是自取屈辱。但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看来对原始基督教徒毫无善意的罗马帝王，其罪恶程度和动辄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镇压任何不同宗教信仰的臣民的近代君主相比起来，仍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一个和查理五世(Charles V) 或者路易十四(Lewis XIV)相似的君王，从他们的思想情况或从他们的个人感情来说，完全应说能够理解不悖良心的权利、坚持信仰的责任以及过失不一定是犯罪的道理。但是古代的罗马帝王和各地政府官员对那些激励着基督教徒使他们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信仰的那些原则却一无所知，他们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任何可以促使他们拒绝合法地，甚至也可以说很自然地皈依本国的神圣宗教制度的动机。那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罪责的理由一定也同样有助于缓和他们进行迫害的激烈程度。由于他们的行为的动力不是出于来自偏见的狂热情绪，而是出于立法者的温和政策，他们在执行针对卑贱的基督教徒制订的那些法律时，必常会由于蔑视情绪而有所缓和，或甚至由于慈悲心肠而免予处理了。全面地看看他们的性格和动机，我们很自然会得出以下结论：

I.只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他们才感到政府对这些新教派不能漠然视之。

II.在给任何被控犯有这类奇特罪行的臣民定罪的时候，他们始终都小心谨慎从事。

III.他们从来不滥施重刑。

IV.受攻击的基督教堂也常有一段和平、安宁的时期。

尽管那些不厌其烦写下长篇巨制作品的异教徒作家们对有关基督教徒的问题显得十分冷淡，全不在意，我们却仍然可以根据真实的史料来证明这四点可能符合事实的假设。

I.靠上天的巧妙安排，一层神秘的面纱蒙住了幼小时期的基督教会，而且在基督教徒的信仰趋于成熟，人数大为增多之前，一直保护着他们，不但免遭恶意的攻击，甚至使他们完全躲开了异教徒的耳目。缓慢而循序渐进地抛开摩西所规定的种种礼拜仪式，为更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无害的伪装。由于他们大部分都和亚伯拉罕同族，有行过割礼作为他们的特殊标志，直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以前，他们一直就在那里举行礼拜仪式，他们把摩西戒律和先知视为神的意旨的体现。那些在精神上接受以色列的天国之说的非犹太人，也被视作犹太人而受到咒诅；由于多神教徒们对于外表的礼拜仪式的重视更甚于实现信仰的内容，这个新教派原一直小心翼翼地掩盖着，或者说只是半吞半吐地吐露出，他们未来的伟大前景和期望，所以也能借助于，原来只给予罗马境内一个著名的古老民族的一般宽容政策，得到一定的保护。也许时隔不久，那些犹太人自己因受到某种狂热情绪和对异端的更大仇恨的刺激，慢慢觉查到他们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弃犹太教堂的教义：于是他们十分乐意要把这些异端邪说淹没在它的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但是上天的意旨却已经解除了他们的这个恶毒念头的武装；虽然他们有时还能行使无法无天的煽动叛乱的特权，他们已不再拥有审判罪犯的司法权力：同时他们发现要在一个冷静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的心中煽起他们自己的那种由狂热情绪和偏见引起的仇恨也确乎不易。各省总督曾宣布随时准备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但当他们一听说问题的中心不是具体事实，而只是一些空话，只是关于某些犹太教的戒律和预言应如何解释的论争的时候，他们便觉得，认真地去研究在一些野蛮和迷信的人当中发生的不着边际的意见分歧，未免有损于罗马帝国的尊严。这样，第一批基督教徒的清白无辜倒是受到了无知和不屑过问的保护，异教徒方官的法庭常常变成了他们躲避犹太教堂疯狂迫害的最安全的庇护所。确实，如果我们愿意接受那个过于轻信的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传说，我们也会在这里重述十二使徒漫游异邦的行程，他们的种种神奇业迹，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死难情景：但是，经过一番更细致的研究，却会使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些曾目睹基督创造各种奇迹的人，如何可能会被允许在巴勒斯坦境外，以自己的鲜血来证实他们所言不虚（注：在德尔图良（或译特土良,Tertullianus，150-230AD）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斯（Clement of Alexandria,150-215AD）时代，殉教者的荣誉仅只加之于圣彼得、圣保罗和圣雅各。只是到后来，较晚的希腊人才把这一荣誉逐步加到其余的使徒们身上，他们还谨慎地在罗马帝国疆域之外的某个遥远的国家，为这些使徒选定了传道和受难的场所。）从一般人的正常寿命来判断，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在犹太人的不满爆发成为那场必以耶路撒冷的彻底毁灭告终的疯狂战斗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数都应该已经死去了。从基督死去到那场令人难忘的暴乱之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在整个这段时间中，除了在基督死后35年，那场大暴乱发生之前两年，尼禄（Nero，54-68AD）曾对帝国首都的基督教徒突然进行过一次短暂而残酷的迫害之外，我们没有发现罗马政府改变宽容政策的任何迹象。我们所以能够知道这一独特事件的历史面貌，主要依靠了那位具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仅凭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们不能不对这段史料作一番最认真的思考。
　

六、罗马大火引起尼禄（Nero，54-68AD）对基督徒的迫害
　

尼禄（Nero，54-68AD）当政的第10年，帝国首都遭到了一场声势空前、前所未有的大火灾。一座座希腊艺术（Grecian art）和罗马业绩的丰碑（Roman virtue），一件件布匿（Punic）战争和高卢（Gallic）战争中俘获的战利品，最神圣的庙宇和最壮丽的建筑，全都在这一片火海中化为灰烬。罗马城所划分的十四个区或地段只有四个区侥幸保持完好，三个区完全被夷为平地，其余七个区经过一场烈火的焚烧之后呈现出一派断壁残垣的凄惨景象。看来政府也曾十分留心，不遗余力地缓和这场巨大灾难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所有的皇家花园都为受灾的民众敞开了大门，迅速搭起大批临时建筑供灾民栖身，同时还以较低廉的价格向灾民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其它必需品。关于重整市容和修筑民房的命令似乎体现了一种最宽厚的政策；而且，正如在昌盛时期通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罗马大火，在经过数年之后，倒造就了一座比以前更加整齐和更加华丽的新城市。但是，在这期间尼禄（Nero，54-68AD）极力装出谨慎小心和仁慈的态度也全都不足以消除民众对他的怀疑。任何罪行都可能会被加在这个杀妻弑母的凶手的身上；对于一个自甘下贱居然去登台献艺的国君，谁都会认为没有什么他不可能干的最荒唐的蠢事。因此当时谣言四起，竟说是这位皇帝本人放火烧毁了自己的都城；由于愈是荒诞不经的故事往往愈能为怒火中烧的民众所接受，当时更有一个耸人听闻，而且被人们坚决相信的说法，说是尼禄（Nero，54-68AD）曾一面欣赏着由他亲手点燃的满城大火，一面弹着七弦琴，高唱着古代特洛伊城（Troy）的毁灭。为了转移靠专制权力也无法压制下去的这种疑心，这位皇帝决定抓出几个虚假的纵火犯以洗刷自己的罪行。“带着这种想法(塔西伦Tacitus继续写道)他对那几个被斥为基督教徒，早已声名狼藉的人用尽各种奇妙的酷刑。基督是在提比略（Tiberius，14-37AD）在位时被巡抚庞提厄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下令处死的，基督教徒便是来之于他，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有害的迷信教派曾在短时期内遭到压制，但它后来又再度发作，而且不仅只出现在这个邪恶教派的发源地犹地亚（Judea）境内，而且甚至蔓延到了一向能为最下流、最恶毒的活动提供保护的罪恶渊亵罗马城。被抓的人供出了大批的同谋者，这些人最后全部被定罪，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放火烧了罗马城，而是因为他们憎恨人类。他们在残酷折磨中被处死，同时还受到种种凌辱和嘲弄，有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人给周身缝上兽皮给发狂的猎犬去撕咬，还有些人身上涂满易燃物质，点着了用作照亮黑夜的火把。尼禄（Nero，54-68AD）的花园更是这惨无人道的景象的集中地点，届时还举行赛马活动，皇帝本人则往往打扮成驾车人模样，混杂在人群之中。基督教徒们所犯的罪真是应该受到严惩，由于人们感觉到，这些不幸的可怜人的牺牲并无益于公共福利，而只不过是满足了一个凶残成性的暴君的嫉妒心理，民众对他们的憎恶很快又变成了怜悯。”以好奇的眼光观察人类进化史的人或许会注意到，尼禄（Nero，54-68AD）的那些曾经被首批基督教徒的鲜血污染，座落在梵蒂冈的御花园和竞技场，后来却由于这个被迫害的宗教的胜利和滥加处置而变得更加知名了。在同一块地方，一座比古代的太阳神神庙还更为壮丽的宫殿已经由历代基督教教皇修建起来，这些教皇已经从一个加利利的的卑贱的渔夫（注：指耶稣的第一个门徒彼得。 --  译者）的手中获得了统治全世界的权力。继承了罗马皇帝的宝座，为征服罗马的野蛮民族制订了法律，并把他们的精神统治的范围从波罗的海（Baltic）岸边一直扩展到大西洋岸边。

但是，关于尼禄（Nero，54-68AD）所进行的大迫害活动的记述还不能就此结束，我们还必须作出几点说明，以期解开有关此一问题的几个疑团，并为了解其后的教会的历史演变提供一些线索。

1.疑心最重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上述这一离奇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塔西伦(Tacitus) 这段著名记述的可靠性。前一点已经为勤奋和治学谨严的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所证实，他也提到过尼禄（Nero，54-68AD）曾对一个新的罪恶的教派基督教徒进行过惩罚。可为后一点作证的则有：一些说法相同的古老的手稿；塔西伦的那无法模仿的独特风格；他的可以保证他的著作不致被狂热分子篡改的那崇高的声望；以及他那段记述的主要精神，虽曾指控第一批基督教徒罪恶滔天，却丝毫并未暗示他们有任何异乎常人的超凡的或甚至奇异的能力。

2.尽管塔西佗（历史学家 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117？)有可能出生于罗马大火的前几年，他也只能通过阅读史料和从别人的谈话中了解到在他幼年时期发生的那一事件。但他却曾一直没没无闻地生活了许多年，直到他的天才已完全成熟之后，他才开始为公务献身，但当他由于对高尚的阿吉利科拉（Agricola）的出于感激之情的怀念，写出使千载之后的人也将为之震奋，并受到教育的最早的一部分历史篇章时，他已是40多岁了。在以阿古利科拉（Agricola）的传记和日耳曼人简史一试身手之后，他开始设想，并最后完成了一部更加宏伟的巨著  --  自尼禄（Nero，54-68AD）败亡至涅尔瓦（Nerva，97-98AD）即位的30卷本罗马史。涅尔瓦（Nerva，97-98AD）的治理迎来了一个公正和繁荣的时期，塔西伦（Tacitus）的晚年便完全用以撰写这段时期的历史；但是当他更仔细地研究了他要写的题材之后，或许他感觉到从自己的荣誉和免遭人怨来考虑，与其颂扬在朝的专制帝王的美德，倒不如去记述昔日的暴君的罪恶，因而他决定以编年史的形式描绘了奥古斯都（Augustus，27BC-14AD）前后相继的四代帝王的行迹。要将80年间的各种历史事实搜集起来，整理、剪裁和润色成一部不朽的著作，使这部史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真知灼见，并描绘得唯妙唯肖，这样一件工作甚至对像塔西伦这样的一位天才来说，也完全足以消耗掉他的大半生的时间了，在图拉真（Trajan，98-117AD）统治末期，当这位战功显赫的君王把罗马的势力扩展到它的旧的疆域之外的时候，这位历史学家却在他的编年史第二和第四两卷中描写了提比略（Tiberius，14-37AD）的暴政；而当塔西伦按照预定的程序还没来得及写到首都大火和尼禄（Nero，54-68AD）对不幸的基督教徒的残酷行径的时候，哈德良（Hadrian，117-138AD）必是已经继承王位了。其间相距仅仅60年，作为编年史家他有责任接纳当代人的各种观点；但是，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在悉心研究那个新教派的起源、发展和性质的时候，却很自然地不得不抛弃尼禄（Nero，54-68AD）时代的认识或偏见，而以哈德良（Hadrian，117-138AD）时代的一般见解为依据。

3.塔西佗（历史学家 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117？)常常信赖读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他把许多中间环节的事实和观点，留给读者自己去补充，而由于过分注意文字简洁，自己也想着略去为好。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必有什么特殊原因导致了尼禄（Nero，54-68AD）对基督教徒的残酷迫害，否则，按当时的基督教徒们的隐秘生活和他们的清白无辜来看，他们原不可能会触怒尼禄（Nero，54-68AD），甚至也不会引起他的注意的；在故乡备受压迫，那时大量聚居在首都的犹太人显然更容易引起皇帝和民众的怀疑：何况一个已经感到对罗马的压迫忍无可忍的被征服的民族，不惜采取最残酷的手段来报此深仇大恨，似乎并不是决不可能的事。但是，犹太人在皇宫里，甚至在暴君的心腹中都有很有权势的辩护人；尼禄（Nero，54-68AD）的皇后和情妇，美丽的波培娅（Poppæa）以及一个受宠的犹太族演员，已经在为这个惹人厌恶的民族说情。现在为了让犹太人不受惩罚，便必须另找到一些替罪羊，于是也就很可能马上有人提出，虽然真正的摩西信徒与罗马大火没有关系，他们当中却产生了一个有害的新教派加利利派，这个教派可是什么罪恶活动都干得出来的。在加利利派这个名称之下，有行为和信仰都截然相反的两类人被混为一谈了：一类是拿撒勒的耶稣的信奉者，一类是高卢人犹大（Judas the Gaulonite）的狂热信徒。前一类人是人类的朋友，后一类才是人类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唯一相似之处在于，在捍卫自己的信仰方面他们都从来决不让步，因而使得他们对死亡和残酷折磨全然无所畏惧。犹大的追随者在煽动起自己的同胞进行叛乱之后，很快全都葬身于耶路撒冷的废墟之中，而后来普遍被称为基督教徒的耶稣的信徒却遍布在整个罗马帝国各地。处在哈德良（Hadrian，117-138AD）时代，塔西伦竟把这类原应更公正、更合理地归之于一个几乎已被人完全淡忘的邪恶教派的罪行和灾难归之于基督教徒，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4.不管人们对这种猜想(因为这实际只不过是一种猜想)抱着什么看法，非常显然，尼禄（Nero，54-68AD）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所产生的后果，包括它的原因都仅限于罗马城的区域之内；加利利派或基督教徒所信奉的教义本身从来不曾成为惩罚或甚至加以追究的的罚证；以后，由于他们曾在较长时间内遭受苦难的观念一直和残暴和无理虐待的观念连系在一起，后来继位的几位较为温和的皇帝便都倾向于尽量宽容这个曾长期受到一个始终与善良和无辜的人为敌的暴君压迫的教派。

七、图密善（Domitian，81-96AD）当政对基督徒的迫害
　

值得注意的是，耶路撒冷的庙宇和罗马的太阳神庙几乎是同时毁于战火之中；看来也同样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信徒们自愿向耶路撒冷神庙所作的捐献，竟然被一个横暴的征服者挪作修复和装饰太阳神庙之用。罗马帝王向犹太人普遍征收了人头税；虽然每个个人所缴税额十分有限，但这笔税款所派的用途以及征敛手段之严厉，却使人认为是一项让民众不堪其苦的苛政。由于税务官们对许多和犹太人既无血缘关系也无宗教关系的人都可以任意照样收税，那么那些原来借犹太教堂为庇护所的基督徒们自然不可能逃脱了那种贪婪的勒索。基督教徒一向就唯恐沾惹上偶像崇拜的嫌疑，他们的良心自然不容许他们去为一个以太阳神庙朱庇特（Capitoline Jupiter）的身份出现的魔鬼尽力。由于基督教徒中尽管数目日减，却仍有相当数目的人依旧信奉摩西的戒律，他们想掩饰自己的犹太人出身的努力是很容易被行过割礼的事实立即加以揭穿的；而罗马政府的地方官员也没有功夫去研究这两派教义上的差异。在被带到皇帝的，看来更有可能是犹太巡抚的，法庭上受审的基督教徒中，据说曾有两个人，以其出身论，甚至比那些最伟大的君主还要更高贵得多。他们是基督的亲兄弟使徒圣犹大的两个孙子。他们本来具有的继承大卫王位的资格也许很可能会引起民众的尊敬，从而招致巡抚的猜疑；但他们衣着的破旧和谈吐的平庸很快便使巡抚相信，他们既无意也全然无能扰乱罗马帝国的安宁。他们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王室血统以及他们和救世主的近亲关系；但他们否认有任何世俗的想法，声称他们希望建立的王国是纯属精神世界的天国。当被问到他们的财产和职业的时候，他们伸出了那由于每日辛勤劳动而长满老茧的双手，说他们完全靠耕种为生，他们在科卡巴（Cocaba）村庄附近有一块面积约24英亩的土地，价值约9000德拉克马（drachms），或约300英镑。于是，这两个圣犹大的孙子便被巡抚在既怜悯又鄙视的心情之中释放了。

但尽管大卫王室的衰落终使他们免遭暴君的怀疑，当时他的本家族的兴旺鼎盛却使得天性怯懦的图密善（Domitian，81-96AD）感到坐卧不安，而这种不安只能靠那些为他所恐惧、所憎恨或者所尊敬的罗马人的鲜血才能消除。他叔父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Flavius Sabinus）的两个儿子，大的很快便以谋反意图被定罪，小的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Flavius Clemens）则只是由于自己怯弱、无能，才得以免于一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皇上对这个十分老实的亲属恩宠备至，把自己的侄女多米蒂娜（Domitilla）嫁给他，把他们生的孩子收为嗣子，将来有希望继承王位，还赐与孩子们的父亲以保民官的荣誉。可是，这位保民官一年的任期还没有届满，他便被以一个微小的借口判刑处死；多米蒂娜（Domitilla）也被放逐到坎帕利亚（Campania）海岸边的一个荒岛上去；另外一大批被株连的人也或者被处死，或者财产被没收了。加之于他们的罪名是宣扬无神论和行同犹太人；按照当时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作家对基督教徒模糊而片面的理解，由此二者离奇结合而成的罪名，除了基督教徒，加在任何人身上都是绝对不合适的。凭着这样一个似乎可能的解释，并由于过于迫切地希望拿一个暴君的多疑作为他们死得光荣的证据，于是教会便把克勒门斯（Clemens）和多米蒂娜（Domitilla）都算在第一批殉教者的名单之中，并把图密善（Domitian，81-96AD）的暴虐行径称为第二次大迫害。但是，这一次迫害(如果可以这样称谓的话)延续的时间却不长。在克勒门斯被处决，多米蒂娜被流放数月之后，原属多米蒂娜的一名深得她的恩宠，但并未信奉她的宗教的已获得释放的奴隶斯梯芬（Stephen）便在皇宫里刺杀了图密善（Domitian，81-96AD）。元老院加于死去的皇帝种种恶名，他的一些敷令被废除；被他流放的人被赦回；在涅尔瓦（Nerva，96-98AD）温和的统治下不仅无辜的受害者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发还了财产，就连一些罪恶极大的人也获得赦免，或者逃脱了惩罚。

八、图拉真（Trajan，98-117AD）为基督徒建立合法的审判程序

II.大约10年以后，在图拉真（Trajan，98-117AD）的统治之下，小普林尼（Pliny）被他的朋友和主子任命为比萨尼亚（Bithynia）和本都（Pontus) 地方的总督。他到任不久，很快就发现对于这样一个和他的仁慈心地完全不相容的差事，他完全不知道该根据何种司法准则或法律条文来进行工作。小普林尼从来不曾参与审理和惩治基督教徒的案件，对于基督教徒他仅只知道这个名称，至于他们的罪行的性质如何，该如何定罪，以及该给他们何种惩罚，他全然一无所知。在这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小普林尼便按他惯常采取的策略，对这个新迷信教派的情况写下一篇公正的，有时甚至有些偏袒的奏章呈交给图拉真（Trajan，98-117AD）裁定，请求皇帝屈尊解开他的疑团，开导他的无知。小普林尼一生既热心于求知，也一直在官场中周旋。他从19岁开始便在罗马法庭上以出色的辩词一鸣惊人，在元老院占有一席之地，荣任过保民官，而且交游甚广，同意大利以及各行省的各阶层的人都有联系。因此从他的无知中，我们倒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们可以断定，当他担任比萨尼亚（Bithynia）总督的时候，当时并不曾有任何有效的反基督教徒的法令或由元老院发布的训令；无论是皇帝图拉真（Trajan，98-117AD）或是在他以前的几位较公正的皇帝，他们的教令都被收入在民事或刑事法典中，他们谁也没有公开表明过他们对这个新教派有何打算；而且，不论在法庭上曾进行过何种反对基督教徒的活动，其中却没有一件具有足够的影响和权威性，使它足以构成可供政府地方官员遵循的先例。

图拉真（Trajan，98-117AD）的批复，对比着他那套有关宗教政策的错误思想来看，也算表现了足够的公正和仁慈，因而其后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基督徒常据此来为自己辩护。图拉真（Trajan，98-117AD）皇帝并没有表现出宗教法庭审问官的那种热情，一定要查问出点滴的异端邪说，使被判罪的人数越多越好，与此相反，他更关心的倒是保护无辜者的安全，而不是防止犯罪者漏网。他承认要制订一套普遍适用的法律甚为困难；但他颁布的两项较为宽大的法令对一些受折磨的基督教徒倒起了支持和保护作用。他虽然也明令指示地方官员惩办那些已经依法定罪的基督教徒，但出于人道的考虑，又自相矛盾地禁止他们对假定的罪犯进行审讯。他同时还规定不要因有人告发便立即进行追究。对匿名指控，这位皇帝一律拒不受理，认为这种可鄙的做法有损于政府公道；因此他严格规定，如要以信奉基督教异端给人定罪，便必须有光明正大的控告人正式出庭作证。也还完全可能，任何充当告发人这样一个招怨的角色的人，都必须公开说明他产生怀疑的根据，具体指出被控告的基督教徒在何时何地参加过什么秘密集会，而且还要列举出一大批基督教徒对外界异教徒严格保密的种种内部情况。如果他们的指控奏效，他们将招致一个人数众多而又颇为活跃的集体的痛恨，遭到思想比较开明的一部人的谴责，并将一如在其它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一样，被视为卑鄙的告密者。反过来，如果最后证明他控告不实，按照哈德良（Hadrian，117-138AD）皇帝颁布的一项反坐法，凡诬告自己的同胞犯有基督教异端罪者，将受到极为严厉，直至死刑的惩罚。个人之间或出于宗教考虑的仇恨，当然有时候也可能会压过了遭受侮辱和危害的极其自然的恐惧；但我们却也很难想象，对于如此冒险的一种指控，罗马帝国的异教徒们会不经意地轻易一试。

一种常被用来逃脱法网的计谋，颇足以证明他们常常如何有效地制止了一些出于私人仇恨，或出于迷信狂热而定下的害人的计谋。恐惧和羞耻之心只对个人具有强大的节制作用，但在一个盛大的、喧闹的集会上，它的作用便会丧失殆尽了。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有的希望获得，有的又力求逃避殉道的光荣，因而他们或是迫不及待，或者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按规定又将来临的节日庆典和竞技会的到来。一到了这种场合，帝国各大城市的居民全都会聚集到竞技场或者露天大剧场去，那地方的气氛以及在那里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全都能激发起他们的狂热情绪，而淹没掉他们的人性。当无数的观众头戴花环，满身经过香蕉，用牺牲的鲜血净化过自己的灵魂，置身于他们的保护神的神像和祭坛之中，全部沉浸在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欢乐之中的时候，他们便会想起，只有基督教徒憎恶全人类共有的诸神，他们怀着阴暗心情拒不参加这庄严的集会，看来就是在对这公共的喜庆活动进行侮辱或表示厌恶。如果帝国最近遭到过任何灾难，比如一场瘟疫、一次饥荒，或一场战争失利；如果第伯河（Tyber）泛滥成灾，或者尼罗河水没有漫进地里；如果发生过地震或者季节的寒暑失调，那么迷信的非基督教徒便相信这全是基督教徒的过错，他们的罪孽和渎神活动，虽得到过分仁慈的政府的宽恕，上天却终于震怒了。在一大群狂乱的、被激怒的暴民中，诉讼案是不会按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的；在一个被野兽和格斗士的鲜血染污的露天剧场里是不可能听到怜悯的声音的。巨大人群的不耐烦的吼叫声指控基督教徒是所有的人和神的公敌，呼吁判处他们最残酷的刑罚，而且会在这个新教派中挑出一两个出头最多的人物，带着无比激愤的情绪呼喊着他们的名字，要求把他们立即抓来扔进狮子房去。主持这类集会的行省长官和地方宫，一般都会满足民众的这种要求，牺牲几个最惹人恨的基督教徒，以平息他们的怒火。但是，一些罗马皇帝的明智保护了基督教徒，使他们免遭暴乱群众通过这种任意指控的办法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而且还公正地谴责了这类做法，认为这既不符合他们的坚强统治的要求，也有损帝国政府的公道。哈德良（Hadrian，117-138AD）和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138-161AD）的敕令都明确宣布，集会上民众的呼喊永远不能作为对热心信仰基督教的人定罪或进行惩罚的合理见证。

九、罗马当局对基督徒的处置及殉教状况
　

III.定罪之后也不一定必将服刑，那些通过证人的证词，或甚至自愿招供，充分说明自己有罪的人也仍然自己掌握着选择生或死的权力。因为使地方政府官员最为忿恨并不是过去的罪行，而是目前的抗拒态度。他们自信对被定罪的人提出了非常宽大的赦免条件，因为他们只要同意在祭坛上敬几柱香，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在一片掌声之中当场被释放。一个仁慈的法官的责任，大家都认为，应该是竭力感化，而不是惩罚那些迷途的狂热分子。他们根据被告人的不同年龄、性别和具体处境而采取不同态度，常不惜屈尊为他们一一指出活着将如何如何充满乐趣，死亡是何等可怕；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有时甚至于请求他们要多少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有几分同情之心。如果劝说和威胁都不起作用，他们还会使用暴力；于是皮鞭和刑架便会用来以补充劝说之不足。为了制服一个在异教徒看来如此顽固、如此怙恶不俊的罪犯，他们会不惜使用各式各样的酷刑。古代的基督教的辩护人多曾真实而严厉地指责过他们的迫害者的这种离奇的行为，他们违反一切原则和正当的法庭程序，使用酷刑的目的不是要强迫罪犯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却是要他否认自己的罪行。其后接连几代的修道士们孤寂无聊，竟以研究早期殉教者所受各种死刑和苦刑为乐，他们更挖空心思自己发明了许多想入非非的离奇的酷刑，特别是他们公然假想，狂热的罗马政府地方官置一切道德观念和公共廉耻于不顾，竟然对那些他们无法征服的人进行奸污，而且下令说对那些拒绝被奸的人可以使用最野蛮的暴力。据说那些视死如归的虔诚的妇女往往被迫受到更严酷的考验，要她们决定，在她们看来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贞洁究竟何者更为重要。奉命前来奸污她们的淫荡的青年事先都曾受到法官庄严的告诫，要他们对那些不愿向维纳斯爱神的祭坛敬香的渎神的处女，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爱神的荣誉。可是，他们的强暴行为一般都不能得逞，总会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及时进行干预，使这些贞洁的女基督教徒终于免遭即便是身不由己的蹂躏。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讲明，在比较古老的，也比较更为可信的教会的记录中，却很少有这类夸大其词的污秽的笔墨（注：杰罗姆，在他的有关保罗和隐士的传说中就讲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被捆绑在一张铺满鲜花的床上，忽然有一个美丽、淫荡的荡妇前来对他进行勾引。他为了抑制住自己越来越大的冲动，不得已咬掉了自己的舌头。）

对早期殉教者所以会作出此种完全不顾事实真伪和有无可能性的描绘，主要是由一个很自然的误解引起的。四五世纪的教会作者妄加猜度，认为罗马政府地方官也必然像他们自己对他们那个时代的异教徒或偶像崇拜者一样，对这些人怀有势不两立的狂热仇恨。诚然，一些由普通人变为朝廷显贵的人也可能会沾染上了民众的偏见，另一些人出于贪欲或个人恩怨也可能会变得和别人一样残酷无情（注：卡帕多西亚的总督克劳狄•赫尔米亚努斯就因为他自己的妻子信了基督教，而对基督教徒变得无比凶残。）。但是必须肯定，同时我们还可以以早期基督教徒的感激涕零的供状作为证明，绝大多数在各省代替皇帝或元老院行使权力并专被赋予生杀大权的地方官员都是些温文尔雅颇有教养的人，他们尊重法治精神，通晓各种哲理。他们往往拒绝执行可厌的迫害人的任务，对某些控告根本不予受理，或者向被控告的基督教徒指明一些逃脱法律罪责的办法，使他们免遭法律的惩处。每当他们被授与可以自行决断的权力的时候，他们总尽量运用这种权力去解救、去帮助一直遭受迫害的基督教徒，而不是利用它去进一步压迫他们。他们完全没有对被告到他们的法庭上来的基督教徒一个个全都判罪。更没有把那些狂热地坚持新信仰而被判罪的人全都处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一般都满足于给他们一些比较温和的处罚，如监禁、流放或者发配到矿山服苦役，让这些在他们手下遭到不幸的牺牲者存在一线希望，万一遇上新主即位、皇室婚姻或者某位皇帝战争得胜等国家庆典，大赦天下，他们也就很快可以恢复原来的处境了。被罗马政府地方官立即处死的殉教者，看来只是从两个极端中仔细挑选的少数人。他们或者是主教或长老，一些在基督教徒中最有地位和影响的人，处死他们对全体教徒可以有杀一儆百的作用；再不然就是些基督教徒中最卑贱的人，特别是那些处于被奴役地位的贫民，这些人的生命被看作不值一钱，他们的苦难在古代人看来，根本不值得在意。通过亲身经历和广泛阅读精通基督教史的学识渊博的奥利金（Origen），曾经十分明确地讲，真正殉道者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单凭奥利金（Origen）的权威性实在已足以完全推翻所谓曾出现一支殉道者大军的说法，尽管从遍布罗马各地许多地下墓穴中搜寻到的殉教者遗骨和遗物塞满了许许多多的教堂（注：如果我们记得罗马的平民并不都是基督教徒，而所有的基督教徒并不都是圣徒或殉教者。我们便立即可以判断，把从一个公共坟场中挖出来的一块骸骨或一个骨灰罐随便尊之为神物，其正确性是多么微乎其微。在10个世纪的自由、公开贸易之后，一些最有学识的天主教徒也开始怀疑了。他们现在要求有B.M.字样，一小瓶被假定为血浆的红色液体或一棵棕榈形象，作为神物或殉教者的证据。但那前二者实际无足重轻，至于最后一项，有些批评家已经指出 --  1.那所谓的棕榈树的形象可能只不过是一棵柏树，或者只是一个句点，或在碑文中常用的一个逗号的花体。2.在异教徒中棕榈树一般被看作是胜利的象征。3.在基督教徒中，它也不仅用来作为殉道者的象征，常常还作为令人欢欣的复活的象征。），他们的神奇业绩更成了连篇累牍的圣徒传奇的主题（注：作为这类传说的一个典型例证，我们只须想一想，有10000基督教士兵在同一天中被图拉真（Trajan，98-117AD）或哈德良（Hadrian，117-138AD）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一事就完全够了。据说这里是由于有一个既可作一千解，又可作士兵解的缩写字Mil，于是引起了某种离奇的误会。）。而且，奥利金（Origen）的一般性论断还可以从他的朋友狄奥尼苏斯（Dionysius）的具体证词中得到解释和证明，狄奥尼苏斯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那样一座大城市里，并一直受到狄奥尼西乌斯（Decius）的严厉迫害，但按他估计因信奉基督教而被迫害至死的殉道者，大约仅只有十男七女。

十、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200？-258AD）殉教始末

就在迫害正在进行的这同一时期，那位能言善辩、雄心勃勃的西普里安（Cyprian），不仅统治着迦太基（Carthage），甚至还统治着整个阿非利加（Africa）的教会。他具备着能使信徒们对他肃然起敬，而使异教徒地方官对他产生怀疑嫉恨的一切品质。这位主教的性格和地位，似乎使他注定要成为最显眼的引起嫉妒和招致危险的目标。然而西普里安（Cyprian）一生的经历已足以证明，我们凭着想象过分夸大了这位基督教主教的危险的处境；他所遭到的危险比一些世俗的野心家，为追求富贵荣华而甘愿受到的风险，要小得多。在短短的10年当中，先后就有四位罗马皇帝随同他们的家族亲信和追随者死于刀刃之下，而在这期间这位迦太基主教却凭着自己的威望和辩才一直指导着阿非利加教士团的工作。只是在他就任主教3年后短短的数月内，他有理由对德基乌斯皇帝（Decius，249-251AD）的严厉的赦令，对地方长官的猜疑，对在公共集会上要求把基督教徒的领袖西普里安扔进狮子窝的狂喊乱叫感到恐惧。出于谨慎考虑，他感到有必要暂时回避，最后也这样做了。他只身逃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偏远的地方隐藏起来，从那里他仍同迦太基的教士及民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在那里他一直等到风暴过去，这样他不但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而且于自己的权力或声望也丝毫无损。不过，他这种过于谨慎的做法仍不免遭到一些更严厉的基督教徒的批评和惋惜，并受到一些私敌的辱骂，他们都认为他这种做法是公然放弃最神圣的职责的一种怯懦和犯罪行为。据说他为自己辩护提出的理由是，他认为暂时保存性命以便日后紧急时为教会效命并无不当之处，过去的几位主教已经有例在先，而且他自己还说，他经常受到神的启示，要他这样做。但他的最有效的辩护却是在大约八年之后他决定以身殉教时的视死如归的气概。关于他殉教的真实情况，已有人以高度的热情和公正态度记载下来。因此，这里只要摘录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情节便足以使我们对罗马当局迫害基督教徒的方式和精神有一个最清楚的了解了。

当瓦勒良（Valerian）第三次、伽利埃努斯（Gallienus）第四次担任执政官的时候，阿非利加总督帕特努斯（Paternus, proconsul of Africa）在自己的私人议事厅里招见了西普里安。他在那里向他传达了他刚刚收到的一道皇帝敕令，要求所有背弃罗马宗教的人立即重新参加自己的列祖列宗一向进行的宗教仪式。西普里安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并且是主教，只信仰唯一的真正的神，现在他每天都在这位真神面前为自己的合法君主，两位皇帝陛下祈祷。他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申辩说，一个公民有权对总督提出的这类令人不快、甚至有些越出法律权限的问题拒绝回答。就这样，西普里安以抗上罪被判处流刑；他立即被遣送到库鲁比斯（Curubis）去，那是泽吉塔那（Zeugitania）的一个自由的海滨城市，气候宜人，土地肥沃，距离迦太基大约40英里。这位被流放的主教在那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以自己的坚贞不屈态度自负。他的声名传遍了阿非利加行省和意大利；为教导广大的基督教徒，他的事迹被编印成册，广为传播；他的闲居生活也常被基督教徒们的书信、来访，和表示祝贺的文书所打断。后来，来了一位新总督，有一段时间西普里安似乎生活得更好一些了。他被从流放地赦回，这时虽然仍不准许他重返迦太基，却让他在首府郊区原来属于他的一个花园里居住。

后来，就在西普里安第一次被捕整整1年之后，阿非利加总督加列里阿•马克西姆斯（Galerius Maximus, proconsul of Africa）接到了皇帝关于处死一批基督教教父的敕令，迦太基主教意识到自己必将被挑选出作为第一批牺牲者之一，一开始脆弱的性格使他决定秘密潜逃，以躲开危险和回避殉教者的光荣；但很快他就又恢复了和他身份相称的坚强毅力，于是他又返回花园住地，静待死神的使者来临。奉命前来押解他的两名高级军官让他夹在他俩中间坐上了一辆马车，由于当时总督无有空闲，他们没有把他带往监狱，而把他带到属于他们二人之一的一所私宅里去。他们预备了一桌精美的晚餐来款待这位主教，并允许他的朋友们最后一次来和他相会。而同时，外面的街上已挤满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面临的命运感到焦虑和恐惧的大群的信徒。第二天早晨，西普里安被带上了总督的法庭，总督先询问了他的姓名和案情之后，便命令他向罗马神献祭，并一再要他考虑拒绝献祭的后果。西普里安毫不含糊地断然拒绝了，于是，总督在和身边的陪审人员商量一番之后，便带着不得己的神态宣布了死刑判决。判决书是这样写的：“由于塔西乌斯•西普里安（Thascius Cyprianus）敌视罗马诸神，更由于他私自纠集犯罪集团，在他的诱导下，公然违抗二位至高无上的瓦勒良（Valerian，253-260AD）与伽利埃努斯（Gallienus，260-268AD）皇帝陛下的法律，本法庭宣判，将他立即斩首。”处决他的方式，以其温和程度和力争减少死者痛苦的情况而论，可谓前所未有，另外也没有准许对这位迦太基主教动用酷刑逼迫他 放弃自己的信仰或供出同谋。

判决一宣布，守候在总督府门口等信的大群基督教徒，立即爆发出一阵“我们愿同他一道死”的呼声。他们的这种强烈的热情的流露对西普里安没有任何帮助，对他们自己倒也不致招来任何危险。在几个保民官和百夫长的护卫下他既没有反抗，也没有受到任何侮辱，他被解往刑场去，那是近郊的一处宽敞的平地，在那里早已挤满看热闹的人群了。忠于他的他原来的执事和副主祭们获准陪伴着他们的主教。他们帮助他脱下上衣，在地面铺上亚麻布以便承接他的宝贵的圣血，并听取了让他们赠给刽子手25枚金币的命令。然后，这位殉教者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脸，于是一击之下，他的头颅便离开了他的躯体。他的尸体在原处存放了几个小时供好奇的异教徒观看，但是到了晚间便被一支高举着灯笼火把的壮观的队伍搬走，送往了基督教徒的墓地。公开举行的西普里安的葬礼没有受到政府地方官的任何干涉；那些参加送葬和祭奠活动的基督教徒也没有遭到审问或受到惩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阿非利加行省共有那么多的主教，却只有西普里安第一个被认定有资格获得殉教者的桂冠。

西普里安当时有权选择或者作为一个殉教者死去，或者作为一个叛教者活着，不过这种选择却关系着他死后的毁誉荣辱。即使我们假定这位迦太基主教当初从事基督教活动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或野心，他这时仍然不能不全力保持自己一直表现出来的面目，而且，如果他还具有一点最起码的男子汉气概，他也只能宁愿去忍受最残酷的折磨，而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置自己一生的名望于不顾，使自己从此遭受基督教徒弟兄的唾骂，并为异教徒所不齿。但如果西普里安的宗教热情的确曾得到了对他所宣讲的那些教义的信念的支持，那么那殉教者的桂冠对他便只会是一件求之不得的荣誉，而决不会使他感到恐惧。从前代教父们的一些振振有辞，但语义含糊的演说词里，我们很难弄清他们的确切思想，同时也无法确定，那些有幸为基督教事业献身的人们，对于生前十分肯定许诺给他们的不朽的光荣和幸福究竟体会到何种程度。他们不辞辛劳地反复对人们宣讲殉教的烈火将如何弥补人的一切过失，洗清一切罪愆；并说普通基督教徒的灵魂必须要经过一个缓慢而痛苦的净化过程，那经过了考验的受难者才会立即进入永远幸福的天国，在那里他们将跻身于众先知、使徒和大教长之中，与基督一同统治人世，并协助基督掌管审判全人类的职责。这种可以流芳百世的保证和一般人天生的虚荣心极易吻合，因而常常能给殉教者鼓起勇气。罗马或雅典授与那些为国捐躯的公民们的荣誉，和早期教会对壮烈的殉教者所表达的热烈的感激之情和崇敬相比，便显得只不过是冷冰冰、空洞洞地虚应故事而已。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神圣的仪式以纪念殉教者高尚品德和所受苦难，最后并以全体进行祈祷作为结束。在那些曾当众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基督教徒中，有些人被执法官从法庭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这是常有的事)。也会受到和他们殉教未成的行为和他们所表示的决心相应的荣耀。最虔诚的女教徒会纷纷请求亲吻他们曾戴过的镣铐和他们身上的伤口。他们的身体被视为神圣，他们的意见会受额外的尊重，但他们也常常由于得意忘形、不自检点而滥用了他们靠宗教热情和坚韧精神给他们带来的尊荣（注：由于后来采取了对自动忏悔的人也加以这种荣名的做法，假冒殉教者的人数便成倍增加了。）。这类殊荣一方面表彰了那些为信仰基督教而受苦和献身的人的高尚美德，但也显示出这种人实在为数不多。

十一、早期基督徒虔诚的宗教信仰
　

头脑清醒、较为谨慎的现代人，对早期基督教徒的狂热情绪可能只会指责而不会仰慕，也或者虽可能仰慕却决不会去摹仿，因为根据苏比西乌斯•塞维鲁（Sulpicius Severus）的生动的描述，那时的基督教徒之渴望成为殉教者的急切心情更甚于后代人之渴求获得一个主教席位。依纳爵（Ignatius）在戴着镣铐穿行于亚细亚各大城市之间时写下的一些书信所表现的情绪，实非普通人的天性所能容忍。他狂热地祈求罗马人，在他被投入露天斗兽场的时候，千万不要出于好心，但实际十分无理地进行干预，夺去他将获得的殉教者的光荣，并声称他已决心要挑逗或激怒那些可能成为他的解脱工具的野兽。也有些故事特别谈到了某些殉教者的勇气，他们真把依纳爵（Ignatius）说他要做的事付诸实施了，他们故意引得狮子发怒，催促刽子手赶快行刑，或兴高采烈地往专为他们预备的烈火中跳去，并且在那剧烈的痛苦折磨中表现出无比欢欣的神态。有些故事还讲到有的狂热分子对罗马皇帝为保护基督教徒的安全而颁布的一些限制性法令表示不能忍耐。有些基督教徒有时因为没有人告发他们，就主动坦白自己的信仰，粗暴地去搅扰异教徒公开的宗教仪式，或成群结队地涌到罗马地方官的法庭周围，大喊大叫要求官府拿他们去治罪。基督教徒的这类做法实在太露骨，不可能会不引起早期哲学家们的注意，但他们的反应似乎只是感到惊讶，而很少钦佩之意。他们无法理解，有时候有些基督教徒的坚毅精神竟是那样超出常态，不合常情，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因而把这种急于求死的激情看成是极度绝望，过于愚顽，或狂热的迷信所造成的离奇结果。“不幸的人们！”总督安托尼努斯（Antoninus）对亚细亚行省的基督徒叫喊着说，“不幸的人们！如果你们真要是对生活如此厌倦了，找一根绳子或一处悬崖不是再容易不过吗？”对于那些除了自己说，另外无人告发的人，在判刑时他极为谨慎(一位博学而虔诚的历史学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而对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帝国的法律又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因此他只挑选出少数几个人来定罪，借以警告他们的教友，对其他大多数的教徒他总是带着气愤和鄙夷的情绪全给打发走。但是，不管这种厌恶情绪是真是假，信徒们的这种始终不屈的表现对那些天性易于接受宗教真理的人却颇有正面影响。每到那种可悲的时刻，总会有许多人，出于怜悯，由于敬佩，最后皈依了基督教。悲壮的激情往往从受难者身上传染给旁观者，可是，正像早已有人说过的，殉教者的鲜血变成了基督教发展的种子。

十二、罗马当局的宗教迫害政策

但是，尽管这种献身精神曾经大大提高，动听的说教仍在继续煽动这种狂热情绪，它却仍然不知不觉地逐渐为正常人性的希望和恐惧、对生的留恋、对痛苦的害怕和对死亡的恐惧的情感所代替。更加谨慎的教会负责人也慢慢体会到，有必要对徒众的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狂热情绪加以限制，也不再轻信那种常会在生死关头全然丧失理性的坚毅精神。随着信徒们的生活日益变得不再那样刻苦和严峻，他们慢慢也便不再热中于追求殉教者的光荣了；基督的士兵常不肯自愿去干一番英雄业绩以求扬名于世，却往往在他们有责任抵抗的敌人面前狼狈逃窜。不过，他们有三种可以逃避迫害的烈火的方法，其罪行的严重程度也各自不同：第一种是公认为完全无罪的；第二种性质可疑，或至少属于有罪范围；第三种则被视为是具有对基督教信仰直接背叛的罪行。

I.每当罗马地方官遇到有人告发他的管区内某人信基督教时，他总会把有关情况通知被告本人，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可以先料理好自己的家务，并准备好为他被控告的条款作出答复，所有这些情况，显然会使得后世的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感到无比惊奇。如果被告对自己的坚韧精神把握不大，那在这段宽出的时间里，他就可以有机会即时逃跑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荣誉，可以躲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偏僻地方或外省去，在那里耐心地等待风头过去，以便再获得平静和安全。这种如此合乎人情的办法，很快便为最神圣的高级教士们的建议和行动所肯定，而且似乎很少受到人们的非议，只除了由于要一丝不苟，顽固坚持古代教规而沦为异端的蒙特鲁派（Montanists）（注：德尔图良认为因惧怕遭受迫害而逃走，实是有意抗拒上帝意旨，因而虽不能说是完全的，但仍属极有限的，背叛行为等等。他曾写过一篇专门讨论此一问题的文章，文中充满了最荒诞的说教和语无伦次的叫嚣。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尔图良自己并没有亲尝殉教者的痛苦。）

II.其宗教热忱远不及其贪欲强大的行省总督们，往往对出卖证书(一般称之为“免罪证”)的做法采取放任的态度，它可以证明证书持有者奉公守法，并曾向罗马神祗奉献牺牲。凭着这份假证书，那些富裕而胆小的基督教徒就可以让恶毒的告密者无法开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安全地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渎神的做法只要有一点小小的赎罪行动就可以抵销了。

III.在每一次迫害活动中，总有不少不肖的基督教徒公开否认或实际放弃自己原来的信仰；他们以法定的焚香或奉献牺牲的做法来证明他们改邪归正的诚意。有些叛教者刚一受到政府地方官的虚声恫吓就屈服了，而另一些较有耐力的人则常在长时间反复受刑之后才停止反抗。有些人惊恐的面容流露出他们内心的痛苦，而另有些人却若无其事愉快地走向罗马诸神的祭坛。但是，只要眼前的危险一过去，这些因恐惧而假作的姿态便也宣告结束。一旦严酷的迫害有所缓和，教堂的门前就又挤满了回来悔过的人群，他们对自己对偶像崇拜的屈服表示十分痛心，一个个以同样的热情请求允准他们重新加入基督教会，但并不一定人人都能获得成功。

IV.尽管对基督教徒判决和惩罚的一般原则早有明确规定，但处在这么一个疆域辽阔、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一教派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最高统治者和他的下属各级官吏的一时的心情。一时的宗教狂热有时便会激起异教徒出于迷信而产生的疯狂情绪，而慎重的思考却又常会压下或减轻这种情绪。各种各样的动机都会驱使行省总督们严格执行法律，也可以使他们放宽尺度；而在这些动机之中，最强有力的一项莫过于他们不仅要注意已公布的敕令，而且更要揣摸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向，他的一个眼色就足以点燃或熄灭掉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当帝国各地偶然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早期基督教徒就会鸣冤叫屈，甚而至于夸大自己的苦难；但所谓“十大迫害”这个人人皆知的数字却是由5世纪的教会作家议定的。他们对于从尼禄（Nero，54-68AD）到戴克里先时代（Diocletian，284-305AD）教会的兴衰祸福应看得更为清晰一些。埃及发生十大瘟疫和〈圣经•启示录〉提到的怪兽十角等先例首先启发他们也想到十这个数字；而在他们把对预言的信仰应用于历史事实的时候，他们却十分小心只选择了那对基督教事业最为仇恨的朝代。可是，那几次短暂的迫害活动仅足以复活信徒们的热忱和强化他们对教规的信念而已；每一次异常严厉的时刻倒总会有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时期作为补偿。一些君主的漠不关心和另一些君主的宽容态度，使得基督教徒的信仰完全能得到了，也许并不合法，但实际存在的公众的容忍。

十三、提比略（Tiberius，14-37AD）到迦利埃努斯（Gallienus，260-268AD）时代基督徒之景况
　

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护教论》里举了两个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时也是十分可疑的皇帝大开恩的例子；那就是提比略（Tiberius，14-37AD）和马尔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nus，161-180AD）所颁布的一些敕令，那些敕令不仅要保护基督教徒的清白无辜，甚至还完全肯定了那些可以证明基督教的教义的真实性的伟大奇迹。这两个例子中的第一个显然有若干可能使不肯轻信的人大惑不解的疑团。它要求我们相信，彼拉多本人曾禀告皇帝，说他自己曾把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而且似乎还是一个圣人，极不公正地判处了死刑；因而，他自己虽无其德，却遭到了有可能成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险；相信那个曾公开表示蔑视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却忽然想到要把犹太人的救世主算入罗马的诸神之列；相信那个一向对他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居然敢违抗主子的命令：相信提比略不但没有对元老院的抗拒态度生气，反倒很乐意在保护基督教徒的法令得以实施，并在该教会有个明确名称并实际存在以前的许多年，由他来保护基督教徒免受严刑峻法的伤害；最后还相信，关于这样一项异常事件的记载虽然保存在完全公开和绝对可信的文卷之中，却居然没有被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所发现，却只显现在这个在提比略死后160年撰写《护教论》的阿非利加基督教徒（African Christian）的眼前了。马尔库斯•安东尼赦令的发布据说是出于感激之情，因为在和马科曼人的一次战争中（Marcomannic war），由于他向上帝祈祷，竟使他神奇地获救了。好几位异教徒作家都曾连篇累牍地记述过当罗马军团如何陷于困境，暴风雨和冰雹如何及时来临，一时间如何雷电交加，以致蛮族军队如何在恐惧中望风逃窜等等。如果当时军中有些基督教徒，他们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功于，在危急关头，他们为了自身以及全军的安全而作的祷告。但是，黄铜和大理石的纪念碑、帝国的奖章以及安东尼的纪功柱却都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君主还是民众谁也没有注意到基督教徒的这种重大贡献，因为他们毫无例外把他们的获救归功于天神朱庇特（Jupiter）的护卫和天神墨丘利（Mercury）的干预。在马尔库斯临朝的整个那段时间，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始终鄙视基督教徒，而作为一个统治者，他随时在对他们进行惩罚。

命运无常，基督教徒在这位有德之君的治理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等到一位暴君即位反倒立即终止了；由于除了他们再没有任何其他人身受过马尔库斯暴政的残害，所以也只有他们受到了康茂德（Commodus，180-192AD）宽容政策的保护。康茂德最宠爱的妃嫔，也就是那个最终策划谋害她的皇帝情人的著名的马西娅（Marcia），对于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一直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偏爱；尽管她不可能让罪恶行为和福音书的戒律彼此调和起来，但是她可能希望通过宣布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保护者而为自己的女性的脆弱带来的不正当行为赎罪。在马西娅仁慈的保护下，基督教徒安然度过了残酷暴政的统治下的13年；等到塞维鲁（Severus，193-211AD）家族建立起对帝国的统治的时候，基督教徒和新的朝廷已建立起了一种从属的但更为体面的联系。皇帝被说得终于相信，在他一次身患重病的时候，一个奴仆献给他让他涂身的圣油，对他的身体或精神产生了极有效的作用。因而对宫里的几个信奉新教的男女，他总另眼看待。卡拉卡拉（Caracalla，211-217AD）的乳母和侍读都是基督教徒；如果说那位年轻的君主也曾显露过仁慈心怀，那便是他在一个偶然事件中的表现；这件事虽然微不足道，却和基督教事业不无关系。在塞维鲁（Severus，193-211AD）统治下，民众的愤怒情绪已有所控制；严峻的古老法律也暂时搁置起来；各行省的总督们满足于每年从管区内的基督教会那里收取一份礼物，以作为他们奉行温和政策的代价或报酬。为确定庆祝复活节的具体时间而引起的争论，使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的主教们互以武力相向，这被看作是这个较为闲暇和安静时期的最重大的事件。直到后来改信新教的人日益增多，似乎终于引起塞维鲁的注意，并使他心怀疑虑之前，教会的安宁一直也并没有受到干扰。为了抑制基督教的发展，他颁布了一道敕令，这敕令虽然只是针对新入教的人而发，但如严格执行起来，那些最热情的布道者和传教士便不可能不遇到危险，遭到惩罚。在这次不甚严厉的迫害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罗马和多神教的宽容精神，根据这种精神，为了保护那些奉行祖先宗教仪式的人差不多任何借口都可以被接受。

但是，塞维鲁制订的法律很快就随同那位皇帝的权威一起结束了；而基督教徒在经过这样一段忽然袭来的暴风雨之后，一连享受了38年的安宁。在这以前，他们通常只是在私人住宅和什么隐蔽地方举行集会。现在他们却可以修建为举行礼拜仪式用的专设的馆所；甚至可以在罗马城内购置供教会使用的土地，还可以公开选举神职人员，选举的方式也堪称楷模，颇得非基督教徒的钦敬。这一段较长时期的平静也使教会的声威日增。那些出身于亚细亚各行省的君主的政府显然都对基督教徒最为温和；这时这个教派的杰出人士不但没有不得不去哀求一个奴隶或一个情妇的保护，却常被体面地作为教士或作为哲学家请进宫去；而他们的那一套早已在人民中传播的神秘的教义，现在也不知不觉引起了他们的君主的好奇心。在马梅亚女王（Mammæa）途经安条克（Antioch）的时候，她表示愿意与知名的奥利金（Origen，185-254AD）谈谈，这个人的虔诚和学识早已闻名东方了。奥利金当然接受了这一殊荣，他虽然不能奢望使这样一个通权达变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改信基督教，但她却也愉快地听完了他的娓娓动听的劝导，最后并体面地打发他返回了他在巴勒斯坦的退隐住所。马梅亚（Mammæa）的这种情绪后来被她的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225-235AD）所承袭，那位皇帝对基督教所表现的十分奇特和不够明智的偏爱，说明了他在思想上的虔敬。他在宫内小教堂里供奉了亚伯拉罕、奥尔甫斯（Orpheus）、阿波洛尼（Apollonius）和基督的神像，以示对他们的恰如其份的崇敬，因为正是这些圣者曾以种种方式教导人类向无处不在的至高无上的神顶礼膜拜。在他的家属中，有人公开表示信奉一种更为纯洁的信仰，并实际遵守其仪式。在宫廷里，也许是第一次，也有主教来往；而在亚历山大逝世以后，当惨无人性的马克西明（Maximin，235-238AD）对他那个不幸的恩主遗留下的宠信和奴仆发泄自己的愤恨的时候，一大批各种身份的男男女女的基督教徒便被卷入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之中，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缘故，这场杀戮便被不恰当地称作“迫害”。

不管马克西明（Maximin，235-238AD）生性如何残忍，他对基督教徒的愤恨所产生的实际作用范围有限，时间也很短，而且那位虔诚的一直被公认为一心向主的牺牲品的奥利金（Origen，185-254AD）还仍然保留下来，继续向专制君主们的耳朵里灌输福音书的真理。他给菲利普（Philip，244-249AD）皇帝、他的妻子和母亲写了好几封劝善的信；等到那位出生于巴勒斯坦一带的君王篡夺了王位，他却立即成了基督教徒的朋友和保护人。菲利普对这个新教派公开表示的好感，甚至偏爱，他对教堂祭司一贯表示的尊敬，使得当时已在流行，说皇帝本人已改信新教的怀疑更显得有声有色了；而且后来还有人据此编造一套故事，说他因为谋害无辜的前代皇帝而犯下了罪行，不得不向上帝忏悔并以苦行赎罪了。菲利普的统治的结束随着新主子即位立即出现了一个对基督教徒进行残酷压迫的新政府，其残酷的程度使得他们，如果和他们在短促的德基乌斯（Decius，249-251AD）统治下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图密善（Domitian，81-96AD）时代以来的处境简直可以称之为完全自由和绝对安全的。从这位君主的道德品质来看，我们几乎难以相信，他所以那么干只是出于他对前代皇帝的宠信怀着卑劣的仇恨情绪；而更为可信的是，为了执行他的恢复罗马纯朴旧俗的总计划，他渴望把帝国从他斥之为新近出现的罪恶迷信中解救出来。一些最重要的城市的主教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处死：地方官的警惕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内阻止了罗马教士团进行一轮新的选举；当时的基督教徒都认为，皇帝宁愿遇到一位皇位竞争者，也不能容忍在首都有一个主教。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德基乌斯（Decius，249-251AD）的洞察力已发现在谦恭的伪装之下隐藏着骄傲，或者他能够预见到，世俗的统治权可以不知不觉由精神统治权中产生，那么，他这样把圣彼得的继承者看作是奥古斯都（Augustus，27BC-14AD）的继承者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我们也不会感到那么惊奇了。

瓦勒良（Valerian，253-260AD）的治理显得是那么轻率和反复无常，这是和罗马监察官的威严极不相称的。在他的统治前期，他的宽容态度甚至超过了那些被怀疑暗奉基督教信仰的君主们。在最后三年半时间中，他接受一个醉心于埃及迷信的大臣的诱导，采用了他的前代皇帝德基乌斯（Decius，249-251AD）的论点，并模仿他实行严厉统治。伽利埃努斯（Gallienus，260-268AD）的执政增加了帝国的灾难，却恢复了教会的安宁；发给主教的一道按其精神似乎承认了主教的可以公开的职位，因而也就使得基督教徒完全可以自由进行宗教活动了。过去的法令虽未被正式废除，却渐渐听其湮没了；这样(除了被归之于奥勒良皇帝 Aurelian 270-275AD的某些敌意做法外)，基督教徒一连气度过了40多年的繁荣时期，这对于他们的品德来说，可是较之最为严峻的迫害时期，还要更为危险得多。

十四、奥勒良（Aurelian，270-275AD）当政对教会的处置
　

当东方被掌握在奥登纳图斯（Odenathus）和芝诺比娅（Zenobia）手中的时候，萨摩萨塔（Samosata）的保罗（Paul）担任了安条克（Antioch）大主教的职位，关于他的故事也许可以让我们明了那个时代的状况和特征。那位高级教士的巨大财富本身就足以证明他有罪，因为这财产既非祖先的遗产，也非依靠诚实的劳动所得。但是，保罗把为教会工作看作是一种极为有利可图的职业。他手中的教权成了他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工具；他经常向最富有的信徒敲诈勒索，并把很大一部分公共收入据为己用。由于他的阔绰和奢侈生活，在异教徒眼中，基督教变得丑恶不堪了。他的议事厅和他的宝座、他公开露面时的豪华气派、恳求他接见的盈门的人群、由他口述复信的大量来信和请愿书，以及使他永远忙乱不堪的事务等等，都显然更符合于一个民政长官的职位（注：出售职位在当时已不是稀罕事；他们打算卖什么宫职就会有些教士给买下来。迦太基的主教职位便彷佛是被一位名叫琉西娜的富有的太太给她的仆人马约里努斯买下了。价钱是 400福里。一福里是125个银币，所以总数可以在2400镑左右。），而与一个早期主教的卑微地位极不相称。每当保罗登坛滔滔不绝向他的教民讲道的时候，他总采取一些形象的说法，像一个亚洲的诡辩家打着戏剧性的手势，这时大教堂里便会响起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以示为他的神奇的口才欢呼。对那些胆敢抗拒他的权势，或不肯对他阿谀奉承的人，这位安条克大主教是十分傲慢、十分严厉，毫不客气的；可是，对那些依附于他的教士他却十分宽纵，把教会的金银随意赏给他们，并容许他们和他这位主子一样满足自己的各种世俗的欲望。至于保罗自己更是肆无忌惮地大吃大喝，还把两个年轻美貌的妇女接进主教宫，长期充当他悠闲时刻的伴侣。

尽管萨摩萨塔（Samosata）的保罗是如此罪恶昭彰，如果他能保全住这一正统信仰的纯洁性，那么他对叙利亚首都教会的统治也只会随着他的生命的结束而结束；而且，如果恰在这时教会再次遭到迫害，一次英勇行为也许还会使他被尊为圣徒和殉教者。不幸在涉及三位一体论问题上他轻率地犯下了，而且顽固地坚持了，一些十分微妙的错误，以致激起东方各个教会的狂热情绪和愤怒。从埃及直到黑海，所有的主教都拿起武器行动起来。经过多次会议，发表一系列争吵的文字，公开宣布逐出教门的惩罚，各种含糊不清的解释一时被接受，一时又被否定，一次次协议被签订，又被违反，最后，七八十名主教为此特别在安条克（Antioch）集会，终于做出判决，将萨摩萨塔的保罗赶下大主教的宝座，并未经商得教士团和教民的同意，擅自委任了一个新的继承人。这种显然不合常规的做法使心怀不满的派别人数大为增长；而对于宫廷里的各种花招并不陌生的保罗终于设法得到了芝诺比娅（Zenobia）的欢心，因而得以占据主教的住所和职位4年有余。奥勒良（Aurelian 270-275AD）的胜利改变了东部的面貌，竞相以分裂和异端的罪名相指责的斗争的双方都接到命令，或获准到这位征服者的法庭上去陈述各自的缘由。这一公开的颇为奇特的审判的结果只是让人完全相信，基督教徒的存在、他们拥有的财产和各种特权以及他们奉行的内部策略，即使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至少也是已经得到了帝国行政官员的承认了。身为异教徒和军人的奥勒良（Aurelian 270-275AD）自然很少可能会去参加他们的争论，看看究竟是保罗的思想还是他的对手们的思想更符合真正正统信仰的标准。他的决断是以公正和合乎理性的一般原则作为基础的。他认为意大利的主教是所有基督教徒中最公正、最受尊敬的评审人，而当他得知他们已经一致同意宗教会议的判决的时候，他也就不再表示任何异议，并立即下令强迫保罗放弃，据他的同教弟兄们判断，原属于一个教职所有，但一直被他剥夺的一些世俗财产。不过，在我们为他的这种公正欢呼的时候，我们却不应该忘了奥勒良的策略，是急于想采用种种可以笼络住任何一部分臣民的兴趣和偏见的办法，从而恢复和进一步加固各省对首都的依赖。

十五、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AD）即位后对基督教的态度

在帝国频繁发生的革命运动中，基督教徒仍在和平与繁荣中日益兴盛起来；虽然一般认为著名的殉教者时代始于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AD）继位之后，这位贤明的君主所采用并一直坚持了18年之久的新政策体系，却体现了一种最温和和最开明的宗教上的宽容。戴克里先本人的确不擅长进行深入的思考，而更宜于从事进行战争和管理政务等积极的活动。他的谨慎态度使他反对任何重大改革，虽然他天性不易为宗教狂热或激情所动，对于帝国古代的神灵他却总抱有一种出于习惯上的关心。但是他的妻子普利斯卡（Prisca）和他的女儿瓦勒里娅（Valeria）这两位女皇却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满怀敬意倾听有关基督教的真理，而这一宗教谁都承认许多世代以来一直大大有赖于妇女的虔诚之心的支持。贴身侍候戴克里先、享有他的恩宠，并管理着他的家务的大太监琉善（Lucian）和多罗西斯（Dorotheus）、戈哥尼乌斯（Gorgonius）和安德鲁（Andrew）以他们的显赫的权势保护着他们已公开信奉的信仰。宫里的许多因自己的职位所在经管着皇帝的各种饰物、衣袍、陈设、珠宝，甚至个人私产的重要官员们全纷纷模仿他们的榜样；而尽管他们有时不得不陪同皇帝到神庙里敬献牺牲，但是，他们仍可以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奴仆一起自由自在地进行基督教的活动。戴克里先和他的共事人常常把最重要的职务委托给一些公开表示决不叩拜罗马诸神，但却显示出确有治国才能的人才。主教在各自的省区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受到一般民众的尊重，当地的地方官员们自己也对他们另眼相看。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里，这古老的教堂都感到原来的规模太小不足以容纳日益增多的大批新入教的会众；于是，在它们的旧址上修建起了更为壮丽和宽敞的建筑，以供信徒们举行公共礼拜之用。优西比乌斯（Eusebius，约260-340AD）曾经激烈地为之悲叹的风气和原则的堕落不仅可以看作是戴克里先治下的基督教徒曾经享受和滥用自由的结果，也可以作为确实存在那种情况的证明。繁荣已松弛了纪律的神经。欺诈，嫉妒和恶毒用心在每一个地区的会众中普遍流行。长老觊觎主教职位，并日益野心勃勃为得到这一职位惨淡经营。主教们则互相争夺教会中独掌大权的地位，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明显表现出他们要在教会中攫取世俗的独断专行的权力；以致仍使基督教徒显得有别于异教徒的那种生动的信仰，常常仅见之于他们的论战著作中，而不多见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尽管存在这种表面上的安全感，但一位细心人仍可以觉察到有一些迹象表明，教会正受着一种空前激烈的迫害活动的威胁。基督教徒的狂热情绪和迅速发展已把多神教徒们从冷漠的安卧中唤醒，使他们决心要起而维护习俗和教育一直教导他们应予尊崇的神灵。业已持续了两百多年的一场宗教战争的相互挑衅活动已使怀着敌意的斗争双方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一个过去从未听说新近出现的教派公然鲁莽地指责自己的同胞完全错误，并要使他们的祖先永远处于凄惨的地位，这不免激怒了异教徒。总有办法在死敌的咒骂声中为民间神话辩护的习惯，使得他们在他们的头脑中对于一个他们一向毫不在意等闲视之的宗教体系产生了某种信仰和崇敬的情绪。基督教会声称具有的超然的神力，同时既能使人感到恐惧，也能使人渴望自己能得到那种力量。原来大家奉行的宗教的信徒们也以同样的用奇迹堆起的堡垒把自己保护起来；他们也发明了各种新的献祭方式、赎罪方式和入教仪式（注：在众多例证中，我们也许可以引录密特拉派和塔罗波利亚派的神秘的礼拜仪式做个例子；后者在两安东尼时代非常流行。阿普里阿斯(公元2世纪罗马讽刺作家 --  译者)所写传奇既充满虔诚之心也充满了讽刺。）；他们企图重振已濒临灭绝的神谕的声威；听到任何一个骗子编造的一些迎合他们的偏见的有关奇迹故事，他们都急切表示相信。双方对敌手所宣扬的一些奇迹也似乎都信以为真；他们一方面满足于把奇迹归之于巫术和魔鬼的力量，一方面却又在恢复和建立迷信统治的问题上彼此一拍即合（注：一个深深让人感到遗憾的情况是，基督教的神父们，由于承认了异教中的超自然，或他们所认为的魔鬼的威力，实际是亲手毁掉了否则我们将可以从敌手的大量让步中获得的巨大好处。）。哲学，这迷信的最危险的敌人，现在却变成它的最有用的盟友了。学院中的树林，伊壁鸠鲁派（Epicurus）的花园，甚至斯多噶派（Stoics）的门廊，也和许多形形色色的怀疑学派和不敬神的学派一样，几乎全都荒废了；而许许多多罗马人却都非常希望靠元老院的威力对西塞罗（Cicero）的作品加以取缔和压制。新柏拉图派中最得势的一派则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同那些他们也许瞧不起的祭司们保持联系，以对抗他们有理由惧怕的基督教徒。这些时髦的哲学家一心想从希腊诗人虚构的作品中寻找充满智慧的寓言；并专为他们选出的门徒制订出神秘的献祭仪式；奉劝大家把古老的神灵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的象征或使者来崇拜，并撰写了许多反福音信仰的长篇的论文，但这些论著后来都被谨慎的正统教派的皇帝付之一炬了。

尽管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AD）的策略和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 I Chlorus，293-306AD？）的仁慈使他们倾向于尽量不违反宽容的原则，但很快便发现，他们的两个共治者，马克西米安（Maximian，286-305AD）和伽勒里乌斯（Galerius，305-311AD），对基督教徒的名称和他们的宗教都怀有不可调和的仇恨。这两位君王的心灵从未受到科学的启迪；教育也从未对他们的脾性有所感化。他们的伟大来之于他们手中的刀剑，而在他们爬上幸运的顶峰之后，他们却仍然保持着士兵和农夫的迷信的偏见。在治理各省的一般事务中，他们完全遵守着他们的恩主所立下的法令；但是，在他们的兵营和皇宫内部，也由于基督教徒的有欠审慎的过分的狂热不时会提供可以利用的借口，他们却常常可以找到机会秘密地对他们进行迫害。一个非洲青年马克西米利安努斯（Maximilianus）被自己的父亲作为合格、合法的新兵带到行政长官节前，可就因为他顽固地声称，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接受当兵的职业，结果被处死刑。对于百夫长马塞卢斯（Marcellus）的行为，我们大约不能希望任何一个政府会听之任之不加惩罚的。在一个公共节日里，这个军官竟忽然扔掉他的皮带、武器和军衔的标记，高声大叫，除了那永恒的王耶稣基督之外，他谁也不服从，他将永远不再使用杀人的武器，不再为偶像崇拜的主子效命。士兵们一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便将马塞卢斯抓住。他在廷吉城（Tingi）受到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地区长官的审询；由于他对自己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被判以逃兵的罪名而被斩首。这类性质的例证更像是有关军法或甚至民法问题，不一定带有很多宗教迫害的味道：但它们却能使皇帝们对基督教产生恶感，为曾经大批解除基督教徒军官职务的伽勒里乌斯（Galerius，305-311AD）的严酷措施提供借口；并有助于肯定一种说法：凡由一群狂热分子组成，其所奉行的原则完全有害于公共安全的教派或者永远毫无用处，或者很快将成为危害帝国安宁的臣民。

十六、戴克里先进行宗教迫害的原因
　

在波斯战争的胜利使得伽勒里乌斯（Galerius，305-311AD）的希望和声誉有所提高之后，他和戴克里先一起在尼科米底亚宫（Nicomedia）共同度过了一个冬天；其时，基督教的命运成了他们秘密商谈的话题。经验丰富的皇帝仍然倾向于采取宽大措施；虽然他当即同意不容基督教徒在内廷或军队中担任任何职务，他却曾不遗余力地强调，任意杀害那些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是十分危险，也过于残忍的。伽勒里乌斯最后终于强使他同意召集一次仅由国家军队和行政部门的少数重要人物参加的会议。这一重要问题现在当着他们的面提出进行商讨，那些野心勃勃的朝臣马上看出，他们必须凭自己的鼓簧之舌支持该撒的激烈主张。可以想象在消灭基督教的问题上，凡能引起他们的君王的骄傲、虔诚或恐惧心理的题目，他们一定全都反复谈到了。也许他们还会绘声绘色地说，只要容许一批自行其是的人民在各行省的心腹地带生存和壮大，那帝国解放的光荣事业就不能算已经完成。基督教徒(他们完全可以似乎很有理地说)，既然否认罗马的神灵和制度，实际已经自成一个独特的共和国，现在在它还没有拥有任何武装力量以前，还有可能给镇压下去；而它现在已是靠自己的法律和行政官员治理，已经有了自己的金库，它的各个部分已经由经常举行的主教会议紧密连系起来，那些人数众多、十分富有的会众则无不对主教们唯命是从。类似这样的一些论据似乎终于使戴克里先勉强下了决心，采取一套新的迫害政策：但我们虽可怀疑，却无法肯定讲出宫廷中的种种密谋、个人的见解和彼此之间的恩怨、妇女或太监的嫉妒心情以及一些常常能左右一个帝国和最英明的君主的谋士会议的命运的许多微不足道，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原因。

皇帝们的意愿终于为基督教徒们表明了，他们在整个那个凄凉的冬天，一直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那没完没了的秘密协商的结果。2月23日是罗马的护界神节，也正好在这一天(不知是出于偶合还是有意安排)提出从此将限制基督教的发展。那天天刚一破晓，禁卫军卫队长在几个将军、保民官、税务官的陪同下，来到位于该城人口最稠密、风景最秀丽的一块高地上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大教堂。大门立即被撞开；他们蜂拥冲进了教堂内的圣所；由于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形的崇拜的对象，他们也便只好把几卷圣书用火烧掉了事。戴克里先的大臣们后面跟随着大队的侍卫和开路先锋，排成作战队形向前推进，他们配备着各种可以破坏城市防线的工具。通过他们的不懈的努力，一座早已激起非犹太人愤恨和嫉妒、高耸于皇宫之上的一座圣洁的建筑，在几个小时之内便被夷为平地了。

第二天，总的迫害令公布了；尽管戴克里先这时仍然反对流血，使得伽勒里乌斯（Galerius，305-311AD）的疯狂情绪多少有些缓和，因为要按他的提议，凡是拒绝向罗马神灵献祭的人都应当立即活活烧死，但从现在规定的对倔强的基督教徒的惩罚来看，也可算足够严厉和彻底的了。命令规定，帝国所有各省的基督教教堂都要彻底拆毁，凡是敢于为了宗教崇拜的目的秘密集会的均应处以死刑。那些如今承担起指导盲目的迫害狂活动的可耻职务的哲学家们，过去都曾对基督教这一宗教的性质和精神进行过一番孜孜不倦的研究，而他们既然知道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的理论应该是包含在先知、福音书作者和使徒们的著作之中，他们很可能曾建议发布命令，让主教和长老把所有的圣书都交付地方行政长官；然后命令他们慎重其事地公开将那些书籍全部焚毁，否则将受到极严厉的惩罚。依据同一敕令，教会的财产立即被全部没收，这些财产可能分成的各个部分或者高价拍卖，或并入皇室产业，或赐给所有城市和行会，或赏给多方恳求的贪婪的廷臣。在采取了这些取缔基督教的礼拜活动，解散它的管理机构的有效步骤之后，他们还认为有必要让那些仍然顽固地拒不接受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自然宗教，罗马教的人，处于最难堪的境地。出身为自由民的人被宣称不能享有任何荣誉或职务；奴隶已被永远剥夺获得自由的希望；全体人民都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了。法官被授权可以接受并审理所有控告基督教徒的案件。但基督教徒却不允许因自身受到任何伤害向法官提出控诉；这样一来，这些不幸的教民便只能受到公共司法机构的严厉惩处，却得不到它的任何好处。这种既痛苦又持久，既不为人所知又屈辱不堪的新形式的殉教活动，也许是真正最使坚定的基督的信徒们难以忍受的一招：另外，无可置疑，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热情和利害关系也总倾向于支持皇帝们的计划。但是，一个贤明的政府有时也必须采取干预的政策，以缓解基督教徒所受的压迫；另外，罗马的君主们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遭受惩罚的恐惧，或对一切欺诈和暴力行为都听之任之，而不使他们自己的权威和他们的臣民处于最可怕的危险之中。

这敕令张贴在尼科米底亚（Nicomedia）的一个最显著的地方，但是几乎还没有等公众看到，便被一个基督教徒撕了下来，他同时还以最恶毒的语言谩骂着，说他对那些不信上帝的专横跋扈的总督既看不起，更十分厌恶。他的这一罪行，根据温和的法律，也相当于谋反，应处以极刑。而且，如果他确实是有地位和有教养的人，这种情况只能加重他的罪责。他被活活烧死，或者更应当说是，被用小火慢慢烤死；那些行刑吏虽然热心为皇帝本人所受到的侮辱报仇，用尽了可以想到的各种酷刑，却始终丝毫未能改变他从容就义的神态，也未能改变他在死亡的痛苦之中仍然挂在脸上的那种坚毅而藐视的微笑。一般的基督教徒，虽然说他的行为严格地说不符合谨慎的原则，却对他的那神圣的炽热的情绪十分钦佩；他们大量加之于自己的这位英雄和殉教者的英灵的赞美之词，更在戴克里先的心中加深了恐怖和仇恨的印象。

不久戴克里先险些遭到一场危险，更使他的恐惧几乎成为现实了。在短短15天之内，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甚至他的卧室里先后两次起火，尽管这两次火灾都被即时扑灭，并未造成什么重大损失，但这火离奇地两次重复出现，不能不让人感觉到十分显然这绝不是出于偶然或一时疏忽造成的。基督教徒自然成了怀疑对象；有人认为，这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一些走投无路的狂热分子，既无法忍受当前的苦难，更担心立即有更可怕的大祸临头，于是同他们的忠诚的同教兄弟，宫里的一些太监合谋，企图暗害被他们视为上帝的教会的死敌的两皇帝的性命。每个人的胸中都充满猜疑和忿恨情绪，其中特别是戴克里先。一大批或者由于所担任的职务，或者由于一直受到额外恩宠的人也都被投入了监狱。到处可以见到各种形式的刑讯和逼供，不论在宫廷中还是在市区里，随处都遭到被处决的人的血迹的污染。但是，不论采用什么办法却始终无法得到关于这一神秘案件的任何线索，我们对那些遭难的人看来也只能或者认定他们清白无辜，或者钦佩他们的坚韧不屈。几天之后，伽勒里乌斯（Galerius，305-311AD）仓促退出尼科米底亚，声称如果他迟迟不离开那虔心向主的皇宫，他将会成为基督教徒怒火下的牺牲品了。关于这次迫害的情况，我们只能从那些教会历史学家那里获得一些带有偏见的不完全的资料；而他们对于皇帝何以会如此惊恐万状也完全茫然。他们中有两位作者，一位亲王和一位修辞学家，曾亲眼看到尼科米底亚的那场大火。一个把它归之于雷电和上天震怒，另一个则肯定是恶毒的伽勒里乌斯本人自己放的火。

十七、遍及帝国各地的迫害基督教活动
　

由于这反对基督教的敕令原计划作为一个通令在全帝国范围内施行，又由于戴克里先和伽勒里乌斯虽可能不必等待西部君王的批准，但已肯定知道他们必会同意，因此，按我们今天的政策观念来推论，所有各省的总督必然都曾事先接到密令，让他们在同一天在他们各自的管辖区发布这一宣战书。我们至少可以想象，宽阔的大道和已建立起来的驿站已使得皇帝完全能够把他们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从尼科米底亚传达到罗马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去；他们不会容许这道赦令在50天之后还不能在叙利亚公布，在将近4个月之后还没有通知到阿非利加（Africa）的各个城市。这种推迟也许可以归之于戴克里先的遇事谨慎的脾性，他一直对这些迫害措施不很赞成，愿意先在他眼皮底下进行一番实验，然后再去冒在边远省份必然会引起混乱和不满的风险。事实上，在一开头，地方行政官员也不敢轻易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后来允许他们采取其它种种残酷手段，甚至鼓励起他们这方面的热情；而基督教徒们尽管很乐意放弃了他们教堂里的华丽的装饰，却不能下定决心中断他们的宗教集会，或者将他们的圣书付之一炬。一位阿非利加主教费利克斯（Felix），出于宗教虔诚的执拗态度，看来曾使政府的某位下级官员十分难堪。他所在城市的狱长把他拴起来，送交前执政官处治。这前执政官又把他转送到意大利的禁卫军卫队长那里去；而费利克斯甚至不肯作出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最后终于在因其为贺拉斯（Horace）的诞生地而特别加以封号的卢卡尼亚（Lucania）的维约西阿（Venusia）将他斩首了。这一事件造成的先例，也许皇帝因此事另发有诏书，似乎从此便允许各省总督有权对拒不交出圣书的基督教徒处以死刑。毫无疑问，许多基督教徒借这个机会得到了殉教者的桂冠；但是也必有同样多的人，通过交出或告密以使圣书落入不信教人之手，而苟且偷生。甚至有不少主教和地方教会监督人都由于作出这种罪恶的顺从而获得了 Traditors （注：似为意大利语“叛徒”之意。--  译者）的恶名；而他们的这种过失在阿非利加教会中更造成了许多眼前的丑闻，和许多未来的纷争。

当时在帝国范围内，圣书的不同版本和印数已经多得无数，因此，即使最严厉的清查也不能取得任何重大成果了；就连查禁任何一个教堂里为供公众使用而保存的经书，也需要有一些卑鄙无耻的基督教的叛徒的配合才能办到。但是，只要有政府下一道命令，再加上异教徒的努力，要破坏一所教堂却是非常容易的。不过，有些省份的行政官员感到只要把一些礼拜场所封闭起来就行了。在另一些省份他们又更加严格地按照诏令的条文办事。他们让人拆下门窗,搬走长凳和讲经桌,把它们像火葬柴堆一样一把火烧掉，然后把残存的建筑物也尽力捣毁。说到这类悲惨事件，也许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用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只是关于这个故事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而且令人难以相信，恐怕只足以挑起，而并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在弗里吉亚（Phrygia）的一个其名称和位置我们都不得而知的小镇上，看来是那里的行政官员和全体民众都皈依了基督教；该省总督由于害怕在执行皇帝敕令时会遭到反抗，特地取得了罗马军团的一个人数众多的支队的支持。在他们逼近时，市民们全进入教堂，决心或者武力保卫那神圣的教堂，或者就死在它的废墟之中。他们愤怒地拒绝了允许他们撤离的通知，后来士兵们被他们的顽固态度所激怒，便从四面八方纵火焚烧，于是在这一十分奇特的殉教活动中，大批弗里吉亚市民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葬身火海了。

在叙利亚和亚美尼亚（Armenia）边境发生的一些轻微的动乱，尽管都是刚一发起便被扑灭，却为教会的敌人提供了一个貌似有理的口实，散布流言，说这些麻烦全都是那些已经忘掉了他们曾公开声称决不抵抗和无限服从的誓言的主教们暗中阴谋鼓动的。戴克里先的愤恨或恐惧终于使他越过了他迄今一直保持着的温和态度的界线。在一连串残酷的敕令中宣布他决心要彻底取缔基督教。第一道敕令指示各省总督把基督教会的全体教士全都给抓起来；原为关押重大罪犯的监狱，现在却挤满了大批的主教、地方教会监督人、祭司、读经师和袚魔师。第二道敕令命令地方行政官员使用任何严酷的手段把他们从可厌的迷信中挽救出来，使他们必须回头来礼拜罗马的众神。这一项严酷的命令后来又通过另一道敕令推广到包括全体基督教徒，他们也就因此普遍受到一次残酷的迫害。完全不再像过去，在那健康的温和政策指导之下，控告人都必须先拿出直接和严肃的证据来，现在，发现、追查和折磨最顽固的信徒竟成了帝国宫员的职责和兴趣所在。凡胆敢拯救一个被查禁的教派，使之逃脱罗马诸神和诸皇的正当的震怒者，均将处以重刑。然而，尽管法律森严，许多异教徒出于善行的勇气，仍处处掩护了他们的朋友或亲戚，从而体面地证明，迷信的怒火并未能使他们心中的天性和仁德的情操完全泯灭。

戴克里先在发布了这些针对基督教徒的敕令之后，仿佛他急于想把这迫害工作交给别的人去干，他本人很快就自行脱下了皇帝的紫袍。他的共治者和继位者的性格和处境却有时让他们想强迫推行，有时却又使他们倾向于暂缓执行那些严峻的法律；对于教会史中这一重要时期的情况，除非我们对自戴克里先颁发第一批敕令到教会重新恢复平静这10年中，基督教会在帝国各地的状况分别予以考察，我们便无法获得一个正确而清晰的概念。

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 I Chlorus，293-306AD？）的温和而仁慈的天性使他决不愿无端压迫他治下的任何臣民。在他皇宫里担任主要职务的都是基督教徒。他喜爱他们的为人，尊重他们的忠诚，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从没有任何不满。但是，只要君士坦提乌斯仍然处于该撒这一次要地位，他便无力公开拒不执行戴克里先的敕令，或者不服从马克西米安（Maximian）的命令。他的权威倒可以有助于减轻他所同情和厌恶的人为的苦难。他勉强同意了捣毁教堂的做法，但又尽量设法保护基督教徒，使他们免遭民众的怒火和严酷的法律的打击。高卢（Gaul）各省(我们也许还可以将不列颠包括在内)之所以能独享安宁，完全应归功于他们的君主的温和的调解。但是，西班牙的省长或总督达提阿努斯（Datianus）出于狂热或策略考虑，却一心只要执行皇帝们的公开颁发的敕令，而不愿去体会君士坦提乌斯的苦心；因此，几乎不用怀疑，他的省政府必曾沾染上某些殉教者的鲜血。君士坦提乌斯最后升至奥古斯都（Augustus）这一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使他得以放手实施他的德政，而他统治的时间虽短，也并未阻止他建立起一种宽容制度，并把它通过自己的训示和自己做出的榜样留给了他的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 I ,311-337AD）。他那幸运的儿子继位伊始便宣布保护教会，后来终于名副其实地成了第一位公开信仰和大力建立起基督教这一宗教的皇帝。他改信基督教的动机，由于情况复杂，可以归之于仁慈的天性、他的政策、他的信念、或出于忏悔，也可以归之于在他和他的儿子们强有力的影响之下，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主要宗教的那一改革运动的进展，将成为本书第3卷中极为有趣和重要的一章（注：在此节选本中此章似略去。--  译者）。现在只需说明一点：君士坦丁的每一个胜利都使教会得到一些安慰或恩赐。

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两省也经历过一次短暂而残暴的迫害。戴克里先的严厉的敕令被早就仇恨基督教徒，而且喜欢流血和暴力活动的他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Maximian，286-305AD）严格而痛快地予以执行了，在进行迫害的第1年的秋天，这两位皇帝在罗马聚会以庆祝他们的胜利，其后的几项镇压性的法令似乎就是他们那次秘密协商的结果，而地方行政官员则更由于两位君王驾临而格外卖力了。在戴克里先自动脱下紫袍以后，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名誉上由塞维鲁（Severus）统治，这里的基督教也就毫无防卫地暴露在他的主子伽勒里乌斯（Galerius）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之下。在罗马的殉教者中，阿达克图斯（Adauctus）值得后代人的景仰。他出身于一个意大利贵族家庭，由于屡受宫廷封赏，升到执掌皇家私产的财务大臣的地位。阿达克图斯尤为使人注意的一点是，在整个这场普遍进行的大迫害中，他似乎是死难者中唯一一位显贵的人物。

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的叛乱立即使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教会恢复了平静，这位对其他各阶级臣民多方压迫的暴君，对于受尽苦难的基督教徒却显示了自己的公正、仁慈,甚至偏爱。他完全信赖他们的感激和爱戴，因而自然也必会认为，他们既然在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手中曾遭受过那么多苦难，而且至今还心有余悸，那便势必能保证他可以得到这个现有人数和财富都已颇为可观的一派人的忠心的支持。就连马克森提乌斯对待罗马和迦太基（Carthage）的主教们的态度也可看作是他们宽容态度的证明，因为很有可能，那些最正统的君王也都会采取同样的政策来对待他们各自的教士集团，两位高级教士中的第一位，马塞卢斯（Marcellus）由于对在迫害期间背叛或隐瞒自己宗教信仰的大批基督教徒严加惩处，而使首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派别之间的愤怒情绪多次形成强大的骚乱；基督教徒们彼此自相残杀；以致将这位狂热似乎远胜于明智的马塞卢斯流放出去，变成了使动乱的罗马教会得以恢复平静的唯一手段了。迦太基主教门苏里乌斯（Mensurius）的行为似乎更为无理。该城的一个祭司发表了一篇诋毁皇帝的文字。罪犯躲进了主教府，尽管在当时还不可能提出任何教会豁免权的要求，这位主教却拒绝将他交给司法官员审处。由于这种反叛性的抗拒，门苏里乌斯被法庭传唤，但在经过短时间的审问以后，他并没有被判处死刑或流放，而是仍让他回到自己的教区去。这便是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的愉快处境，以致他们如果出于自身需要想弄到任何殉教者的尸骨，他们便必须到一个最遥远的省份去购买。有一个故事讲一位叫阿格拉伊（Aglæ）的罗马太太，她出身于执政官世家，家财之丰富竟需要73名管家来管理。在这些管家当中，卡尼法（Boniface）最为女主人所宠爱，而由于阿格拉伊混淆了虔诚同爱情的界线，据说她竟允许他与她同床。她的家产使她完全能满足从东方获取某些圣徒遗骨的虔诚愿望。她于是把相当数量的金子和香料交托给卡尼法，她的这位情人也便在12个马夫和3辆有篷马车的护送下，开始了一次远至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Tarsus in Cilicia）的长途朝圣旅行。

十八、迦勒里乌斯（Galerius，305-311AD）颁布宗教宽容诏书始末

此次迫害的首要策划者伽勒里乌斯（Galerius，305-311AD）嗜杀成性，真是不幸落入他的统治之下的基督教徒的死对头；因此可以想象，许多既不为财富所累，也不为穷困所苦的中等人家，常会背井离乡，到气氛比较缓和的西部去寻求避难所。在他仅指挥着伊里利亚（Illyricum）的军队和省区的时候，他已能稍费些周折，在一个对待宣扬福音的传教士比帝国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冷淡和厌恶的好战的地区，寻找到或者制造出大批的殉教者。但是,当伽勒里乌斯获得最高权力和东部的统治权之后，他便让他的狂热情绪和残酷行为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不仅在属于他直接管辖之下的色雷斯和亚细亚（Thrace and Asia）如此，而且在马克西明（Maximin）因感到正中下怀于是坚决遵从他的恩人的严酷命令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Syria, Palestine, and Egypt）也是如此。但是,他那勃勃的野心经常遭到的失望、六年来迫害政策的经历以及经常缠绕着他的痛苦的烦扰心情，在伽勒里乌斯心中所引起的有益回忆，终于使他明白了，任何暴政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无能使一个民族彻底灭绝或者完全消除他们的宗教迷信。为了弥补他所造成的损害，于是以他本人的名义，同时也以李锡尼（Licinius）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名义发布了一道通令，通令在开列了一大批皇家种种头衔之后，基本内容如下：

“尽管为了保证帝国的统一和安全有许多重大问题使我们日夜操劳，但我们仍时刻不忘改正各方面的错误，使一切都能恢复罗马的古制，并重振罗马的公众秩序。我们还特别希望使那些抛弃他们的祖先所建立的宗教和仪式，狂妄地厌弃古代的一切做法，完全凭自己胡思乱想凭空造出一些荒唐的法律和奇谈怪论，并在我们帝国的不同省份自行组成社团的受蒙骗的基督教徒们重新回到理性和合乎自然的道路上来。我们在此前发布的一些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诸神的教令已使许多基督教徒陷于危险和苦难之中，其中许多还丧失了性命，而且还有更多的人，由于始终仍坚持其渎神的愚蠢做法，至今不能参加任何正常的公众宗教活动，为此我们本着一向宽大为怀的宗旨，决定对那些不幸的人格外开恩。我们今后将允许他们自由表达各自的想法，只要他们永远不忘对已公布的法律和政府抱着适当的尊敬，他们便可以毫无畏惧，不受任何干扰地在各自的会场中集会。我们马上还将另有一道敕令将我们的意图告知各法院法官和地方行政官员，我们希望我们的宽容将会使得基督教徒们在他们所崇拜的神前祷告时勿忘为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为他们自身以及为共和国祈祷。”我们一般是不会在敕令和文告的字里行间去寻找帝王们的真正意图或秘密动机的，但由于这里的这些话出自一个垂死的皇帝之口，也许他的这种处境倒可以作为他的诚意的保证。

在伽勒里乌斯签署这道宽容的敕令的时候，他断定李锡尼（Licinius）必会欣然同意他的朋友和恩主的这一意图，而且任何有利于基督教徒的政策都会得到君士坦丁的赞许。但是，这位皇帝却不敢贸然在前言里写进马克西明（Maximin）的名字，而他的同意与否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在几天之后就继承了亚细亚各省的统治权。不管怎样，在马克西明建立新的统治的头六个月里，他始终装着采纳他的前任的谨慎的策略；尽管他从不曾费神发布一道通令以保证教会的安宁，他的禁卫军卫队长萨比努斯（Sabinus）却向各省总督和行政官员发出通知，大谈皇帝的宽厚，承认基督教徒不屈不挠的顽固性，并指示执法官员停止他们的无效的控诉，对那些狂热分子秘密集会不再加以干预。根据这些命令，大批基督教徒被从监狱和矿山里释放出来。坚强的信徒们唱着胜利的赞美诗返回各自的故乡；那些经受不起狂风暴雨般的摧残的人们则含着悔恨的眼泪要求重新进入教会的怀抱。

但是，这种带有欺骗性的平静转瞬即逝；东部的基督教徒也不可能对他们的君王的为人抱有任何信心。残酷和迷信思想浸透了马克西明的灵魂。前者提出迫害的手段，后者则为他指明迫害的对象。这位皇帝全心全意地崇拜罗马诸神，研究魔法，并相信各种神谕。他视若天上来客百般敬重的先知和哲学家常被他提升到行省负责人的高位，并让他们参加他的最机密的国事会议。这些人很容易便使他相信，基督教徒所以能获得胜利，完全依靠他们始终有严格的纪律，而多神教的虚弱则主要来之于祭司之间缺乏团结和上下级关系不明。于是，一种显然不过按基督教会的办法照猫画虎的管理体制被建立起来。遵照马克西明的命令，帝国各大城市里的神庙都一一加以修缮和装新，各个神庙里管事的祭司也都全归在一个高级的大祭司的管辖之下，这个大祭司将可以和主教对抗，并推进异教的事业。这些大祭司反过来又得承认市级或作为皇帝本人的直接代理人的省级大祭司的最高权威。白袍是他们的高贵地位的标记；这些新的高级祭司都是从最高贵、最富有的家族中精选出来的。通过地方行政官和祭司团的影响，从各地，特别是从尼科米底亚、安条克和推罗（Nicomedia, Antioch, and Tyre），送上来大批表示效忠的表章，全都巧妙地作为民众的呼声，迎合提出众所周知的朝廷的意图；吁请皇帝坚持法律的公正，而不要一味只顾宽大为怀；表示他们对基督教徒的憎恶，请求政府至少将那些不敬神的宗派逐出他们各自的地区之外去。马克西明在推罗市民的表章上所作的批语至今尚在。他以无比满意的口吻赞扬了他们的热情和虔诚，申斥了基督教徒的不敬神的顽固态度，并通过迫不及待地同意他们流放基督教徒的要求，显示出，他认为自己只是接受了而并非提出了一项义务。祭司和地方行政官员们全都被授权执行他的那些刻在铜牌上的教令，敕令虽然告诫他们要避免流血，但是对一些执拗的基督教徒却仍然施以最残酷和最恶毒的惩罚。

十九、宗教迫害的终止和殉教人数的估算
　

对于一个如此有计划地制订暴虐政策的顽固而残暴的君王，亚细亚的基督教徒无不谈虎色变。但是，没过几个月，由西部两皇帝颁布的敕令却迫使马克西明不得不暂时中止执行他的迫害计划了：他轻率地对李锡尼（Licinius）发动的内战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而马克西明的失败和死亡很快便使得基督教会从它的最后的也是最凶狠的敌人的手中解脱出来了。

在这段关于最初由戴克里先的几道敕令授权进行的这一迫害活动的描述中，我有意略去了某些基督教殉教者遭受苦难和死亡的情景。事实上，要从优西比乌斯（Eusebius）的历史书、从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慷慨激昂的演说词以及从最古老的案卷中收集起大堆令人毛骨悚然和厌恶之极的描绘，以便让各种刑架和皮鞭、铁钩和烧红的铁床，以各种各样用火与铁，用野兽和比野兽更加野蛮的刽子手，所能加之于入体的刑具充斥我们的若干书页，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这些凄惨的图景还可以用目的为了推迟死亡，或庆祝胜利，或指引人们去发现那些为基督献身、被奉为圣徒的遗骨的形形色色显灵场面和奇迹加以烘托。但是，在我弄清楚我对这些记述应当相信到何种程度以前，我却无法决定该抄录哪些内容。最严肃的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斯（Eusebius）本人就曾间接承认，他重述了一切能为基督教增光的记载，却略去了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丢脸的东西。这样一种承认不免会使人怀疑，一个如此公开违反历史学基本法则的作者，恐怕对它的另一条法则也未必会严格遵守。而优西比乌斯本人，几乎和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人相比，都更少轻信的色彩，并更为熟悉宫廷里的各种手腕，也使这种怀疑更为可信了。在某些特定场合，当政府官员为某些个人的利害或冤仇所激怒、当殉教者的狂热情绪促使他们忘记了小心从事的准则，甚至忘记了起码的体面，竟然动手推倒祭坛、对皇帝肆意漫骂、殴打开庭审案的法官的时候，那恐怕不论什么样人类所能想象、最坚强的信念所能受忍的种种酷刑都会用来加在那些虔诚的牺牲者的身上。然而，有两个无意中提到的情况却让人体会到，一般对那些被司法官员逮捕的基督教徒的处置实际并不像通常所设想的那么不堪。1.被判在矿坑中劳动的信徒，由于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完全可以在那些阴郁凄凉的住处修建小教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2.主教们不得不去阻止和谴责一些自动向行政官员投案的头脑过于发热的基督教徒。他们中有些被贫困和债务所迫，盲目地希望借机光荣的死去以了结自己悲惨的一生；另一些则天真地希望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监禁便会洗去自己一生的罪孽；还有一些人则出于一种不光彩的动机，盼着得到一大笔教会给予坐监者的补贴，使他们从此可以过较富足的生活。在教会战胜它的一切敌人之后，被囚的人出于私利和虚荣心的考虑，都极力夸大各自所受苦难的程度。时间或地点的距离使他们完全有充裕的余地可以信口开河地编造：谁谁的伤口如何顿时自愈，谁谁转眼恢复了健康，谁谁断掉的肢体立即神奇地又重新接上等等，关于神圣的殉教者的各种例证，他们全可以十分方便地用来解决编造的困难和压下别人的改正意见。最夸张的传说，只要有助于为教会增添光彩，便会受到轻信的会众的喝采，得到有权力的教士团的容忍，并为教会历史采用一些可疑的证据所证明。

关于流放和监禁、苦难和折磨的含含糊糊描述，在一个伶巧的演说家的笔下，十分容易被任意加以夸大或冲淡，使得我们不得不决定对一个更为清楚、不易篡改的事实进行一番探索；那就是由于戴克里先、他的共治者以及他的继位者颁布的敕令而丧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传说记载了整支军队和整个城市的市民如何在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迫害怒潮中被一扫而光的例子。更早一些的作家则仅仅满足于不着边际地悲愤地大发一通牢骚，却都不屑于弄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容许用鲜血证实了自己对福音的信仰。不过，从优西比乌斯的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仅只有9位主教被处死；而根据他具体列举的巴勒斯坦的殉教者名单，我们可以断定，真正被加上那个称号的基督教徒也不会超过92人（注：他在结束这段叙述时明确告诉我们，这便是在整个迫害时间在巴勒斯坦出现的殉教事件。他的书中讲述埃及的蒂巴伊斯的第8卷第9章可能显得有些和我们的保守的估计不甚协调，但那也只会使我们不免对这位史学家的巧妙安排深感钦佩。为那最精巧的残暴行径选定了罗马帝国最遥远、最偏僻的场地，他却说在蒂巴伊斯常常在同一天里就有10-100人殉教。但当他接下去讲他自己前往埃及旅游的时候，他的话却在不自觉中变得更加小心和更为温和了。他不再使用巨大而确定的数字，而只说许多基督教徒，而且还特意巧妙地挑选了两个含糊的字眼，让人既可以理解为他亲眼所见，又可理解为他昕人说过；既可以理解为打算执行，也可以理解为已经执行了某种惩罚命令。在这样给自己留下一条安全的退路之后，他就这么把一些模棱两可的段落交到了他的读者和译者手中；他完全有道理想到，反正他们的虔诚必会使他们选择最有利的含义。提奥多鲁斯•墨托奇塔的话也许是带着恶意的，他说，所有像优西比乌斯一样对埃及人深刻了解的人，都喜欢使用一种晦涩的、复杂的风格。）。由于我们不了解那一时期一般主教们的热诚和勇气究竟如何，我们也便不可能从这些事实的前者作出任何有用的推断；但其后者却可以帮着确证一个十分重要和极为可能的结论。根据罗马帝国行省划分的情况看，巴勒斯坦的面积可以看作是东帝国的1/16；而既然有些总督不论是出于真诚的还是假装的仁慈，始终不曾使自己的手上沾染基督教徒的鲜血，我们也便有理由相信，那个过去的基督教的诞生地，在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治下被处死的殉教者至少应占全国殉教者的1/16；那么其全数便可能达到1500人，这个数字如果按这场迫害延续的10个年头平均分配，每年实际牺牲的殉教者则为150人。在意大利、阿非利加，也许还有西班牙等省，经过两三年之后，严峻的刑法或者被暂时搁置，或者被废止了，这几省如果也按同样的比例计算，那么，在罗马帝国境内经法院判决处以极刑的基督教徒群众将减至不足2000人。即然无可怀疑，同以往任何一次迫害相比，在戴克里先时代，基督教徒的人数更多，他们的敌人也更加疯狂，这个或许可信的温和的估计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推算出到底有多少原始的圣徒和殉教者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引进基督教这一重大目标而牺牲了性命。

二十、结论
　

我们将以一个自动勉强闯入我们的思想的、深可悲叹的事实来结束这一章；那就是：在殉教的问题上，即使我们毫不犹疑，也不去深究，完全承认一切史书上的记载或者虔诚的教徒所杜撰的一切，我们仍然必须看到，基督教徒在他们长时期的内部斗争中彼此之间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异教徒的狂热使他们遭到的迫害。在西罗马帝国被推翻后的那段愚昧时代，帝国都城的主教们把他们的统辖权既扩大到俗人头上，也扩大到拉丁教会的神职人员头上。他们建立起来很有可能会长期抵制理性的微弱力量的冲击的一套迷信体系却终于遭到了从12-16世纪一直存在的以一群改革家的面貌出现的无数大胆的狂热分子的摧毁。罗马教会以暴力保卫他们以欺骗手段得来的帝国；一个和平和仁慈的体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战争、屠杀以及宗教法庭的建立而弄得乌烟瘴气。而由于改革派更受到热爱民权和宗教自由的人们的鼓舞，天主教的亲王们便把自己的利益同教士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不惜用火与剑来推行宗教惩罚的恐怖。据说，仅在荷兰地区，查理五世（Charles V）的臣民就有10万余人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这个惊人的数字曾得到格劳修斯（Grotius）的证实，这个人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在疯狂的教派斗争之中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还在由于印刷术的发明较易得到情报，但同时也增大了被人发觉的危险的时候，为自己的那个时代和自己的国家撰写了一部编年史。如果我们不能不相信格劳修斯的权威性，那我们就必须承认，仅仅在一个行省和一个君主的统治时期中，被处决的新教徒就远远超过了在三百年时间中，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原始殉教者的人数。但是，如果这一事实实在让人难信的感觉竟然压倒了这些证据的力量，如果我们认定格劳修斯（Grotius）过分夸大了宗教改革派的功绩和苦难；那我们便很自然地要问一问，对于古代的那些出于轻信写下的可疑的极不完备的重要作品，我们又能相信到什么程度；对于一个在君士坦丁的保护之下，独享记述仁德的皇帝被征服的对手或完全失势的前任迫害基督教徒情况的宫廷里的主教和狂热的演说家，我们又如何能完全相信呢？

　

附：江西师范大学陈孝丽硕士学位论文《爱德华·吉本史学探析 - 第三章，吉本的宗教哲学观》

启蒙运动时期，启蒙学者以理性主义为旗帜，对基督教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吉本对基督教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与其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即吉本两次改变宗教信仰。

吉本在1752年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学习，初去牛津大学学习的日子里，吉本在天主教教徒的宣传下，接触了天主教教义，背弃了英国国教，改信了天主教。吉本在《自传》中提到自己接受天主教信仰的过程时说，“我可是无法抗拒历史证据的重大力量，历史证据表明，就在这个时期，有关天主教会的大部分主要教义，都在理论上或时间上已经引用到了”。启蒙学者们运用理性来衡量事物的真实性，著书立说表达自己对旧有观念的怀疑，于是，无论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讲求证据，都要求人类的思考。所以吉本在天主教教徒宣扬的“证据”下，接受了天主教教义。1753年改信天主教的吉本被父亲送往洛桑，师从加尔文教牧师帕尔维亚，在虔诚的帕尔维亚的引导下，他进行了反思，放弃了对天主教教义的信仰，于1754年重接接受了新教教义。从此之后，吉本“默认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普遍承认的各种教义和仪式”，但是，“虽然宗教的观念一直存在于吉本的思想之中，吉本却对宗教不再持有友好的态度”。

吉本两次改变宗教信仰的历程类似于比埃尔·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吉本在《自传》中也提到自己受到培尔的影响。培尔是十七世纪怀疑主义的代表，认为凡是真理大多是一己之见，没有固定的是非标准，怀疑论运用于信仰领域就造成他的两次改宗。吉本的改宗历程表明他受到了这种怀疑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吉本十九岁时，吉本变为一个怀疑主义者”。这种怀疑主义表现在《衰亡史》中，就是吉本针对基督教的一系列质疑与批判。

以世俗的眼光看宗教

首先，在批判基督教时，吉本以世俗的眼光对基督教所谓的神迹和殉教者的真伪进行质疑。吉本对基督教的起源持怀疑念度，因为基督教徒无法清晰地描述它的起源，也没有当时的哲学家们对基督教起源的记载。他认为，“采用欺诈和诡辩的手段来保卫上帝的启示，使真实性变得可疑，异教和哲学世界对于基督教却不加以驳斥，对神迹不加注意，毫无记载”，这些都使吉本对基督教的相关问题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如对于神迹，吉本以讽刺的口吻写道：“除了一些偶然的，至高的神有时为了宗教的利益暂时停止自然法则的作用，亲自干预而形成的奇迹之外，基督教教会从使徒和他们的最早的弟子们的时代开始，便一直宣称自己始终不间断地拥有各种法力：有言能道神意、眼能见神灵显圣和预言吉凶的天赋，并有降服魔鬼、医治疾病和使死者复生的能力”。吉本信仰理性，相信自然法则是至高无尚的，一切都服从于自然法，所以对于所谓“神”的干预可以改变自然法则的作用吉本是持怀疑态度的。由此，吉本进一步质疑基督教教义，“在这样一个时代，信教的人可以拿出那么多战胜死亡的例证来，而那些爱怀疑的哲学家却仍然拒绝和嘲笑人能复活的说法，似乎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吉本根据常理推断，神迹发生作用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影响，而当时的哲学家却仍在书中质疑这种神迹，主要是因为这些哲学家并未亲见神迹，而所谓的神迹只是基督教徒用来吸引信众的方法而己。吉本的这种推断无疑是对神迹的有力否定。

吉本还通过揭示君士坦丁信仰基督教的“世俗”原因，将基督教神学家宣扬的“神迹”世俗化。吉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基督教的神迹才让人信仰基督教，“个人利益往往是我们决定信仰什么的标准，它同时也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因此，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原因，在吉本看来并非如基督教史学家所记载的那样是因为看到神的伟大力量，而是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可以使他名利双收。“后来的暴君都可能因而相信在他们的长期的统治中，他们的双手沾满鲜血全都会在那带来新生的圣水中冲刷的一千二净了，这种对宗教教义的乱加解释，危险地威胁着高尚品德的基础。”这样，吉本在探询君主们改信基督教的世俗原因里，对基督教神学家们所宣扬的神迹展开了猛烈地批判。

对于殉教者，吉本的质疑更加直接。他认为这些殉教者并非都是因为遭到宗教迫害，其中许多的殉教者的名号是后世给予的，也有些殉教者只是基督教教会为吸引会众，而对真实故事加以伪饰而形成的殉教者故事。如卑鄙、虚伪、残暴的亚历山大里亚及埃及大主教乔治，他横行霸道，垄断硝石、食盐等的销售权力，对亚历山大里亚城内所有的住房征税，使人们全都处于贫困之中。在尤利安即位后，。这位主教因为被异教徒处死，而被戴上了殉教者、圣徒以及基督教英雄的面具，成了著名的英格兰的圣乔治。对这一经过吉本都用充满嘲讽的口吻加以叙述。因为殉教者的鲜血是基督教发展的种子，所以基督教将殉教者之名随意授予被异教徒处死的基督徒。但吉本经考证认为，“真正殉教者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

其次，对教会内部斗争和争权与教权斗争的批判。

在吉本的笔下，教会的所有活动都是人的活动，而非受到上帝指引的神圣行为。因而在他看来教会的内部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不同教派之间为争夺正统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无不充斥着血腥、腐败、残杀等罪行。对于皇权与教权的争夺，吉本也将其定义在世俗权力争夺的范围内。在吉本笔下，人和神的历史已经彻底分开。他清楚地看到，皇帝借助于基督教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基督教则借助皇权取得合法地位，将自己发扬光大。但随着基督教的迅速发展，教权和王权日渐产生冲突。基督教在米兰敕令后迅速发展，这时基督教教会具有这些权力：祭奠活动由专职教士负责，而皇帝这时和普通教徒处于同等地位；基督教选举自己的行政官员来征集和分配特殊的税收：一个地区的主教由本区的教士选举；基督教在民事法及公共法规上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法庭，从而取得独立的司法权力；宗教法规中包括了私下或公开忏悔的责任、取证、量罪以及量刑的原则：基督教共和国的代表会议每年召开，传播基督教教规和立法精神。

基督教教会拥有一整套行政、司法、立法权力，在教区内，从精神统治到行政统治的权力都集中于教会手中，这严重威胁着皇权的统治，于是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划分受到罗马皇帝的质疑，二者展开了争夺。“行政和教会司法权力之间的暗中斗争使得帝国的政府处处感到为难。”君士坦丁皇帝之后，教权和皇权的斗争时断时续，直到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且这种斗争常常以教派之间斗争的形式出现，因为皇权通常代表或利用其中的一派。如尤利安恢复原始的多神教信仰、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和皇权代表的阿里乌斯教派的斗争、克里索斯托姆主教代表的正统基督教会与皇后代表的少数异端教派的斗争、偶像破坏者皇帝利奥与正统基督教会的斗争、教皇格雷戈里挑起的拒绝交税的意大利叛乱等等。

最后，吉本彻底否定了上帝和“来世”的存在。

吉本信仰理性主义，“自然法也就是人类理性，理性就是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规律，因为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在所有这些法之前存在的，就是自然法。”吉本每谈到神迹时总将其与自然法则做比较，他认为每当神迹发生，自然法则都暂时不能发挥作用。但是当时的学者并未亲见上帝的神迹，吉本已经否定了神迹，所以吉本以一种讽刺的笔调来描述神、神迹和上帝存在。

关于来世学说，吉本更为彻底的否定。吉本发现在摩西戒律中并未发现有关“来世”的问题，那么这一问题只能是后世教徒附会的。“既然圣经的历史记述都可以被批驳，那么历史就变成是彻底人性的现世的领域，人被置于历史的中心，历史成了不受人控制的时间的无限延续。”基督教徒们无法拿出明确的证据证明来世的存在，只能用不断的神迹附会“来世”学说，但是“他们(基督教徒们)的狂热情绪并没有为它增加可信的证据，甚至也没有加强它存在的可能性。因此，这个为自然所提供、为理性所赞同，并为迷信所接受的关于生命和永生的学说，仍须依靠基督的权威和榜样来肯定它具有神的真实。”

吉本从世俗的立场出发，对所谓基督教的教义持怀疑态度，并对基督教进行彻底的批判，将人和神的历史彻底分开。

以历史的眼光看宗教

吉本对待基督教并非从头到尾的彻底否定，在他看来原始基督教有其可取之处，因而吉本不同意对原始基督教进行驳斥和批判。“按照奥利金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信徒人数和广大未信教的人群相比起来，仍然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任何可信的资料，我们更加不可能确定，甚至也难以猜测出原始基督教的确切人数”。原始基督教从社会下层中吸纳信徒比从上层中多得多，因而基督教的敌人污蔑说，“新的基督教派几乎完全由农民和工匠、儿童和妇女、乞丐和奴隶等人类的渣滓组成，其中只有奴隶也许还有可能把传教士引进他们所属的富有、高贵的家庭中去”。吉本认为，“这幅不友好的描绘，虽不能说毫无近似之处，从它所歪曲的情节的阴暗渲染来看，显然出自一个敌人之手。”在资料不齐的情况下，吉本按后来基督教能够迅速传播的情况来推断，基督教的敌人给原始基督教信徒横加上了卑贱和无知的诽谤。

依吉本之见，原始基督教能够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就是首批基督教徒严厉的道德观、基督教的内部团结和纪律。首批基督教徒会为自己过去的罪恶忏悔，也会为了基督教团体的名誉而严格要求自己。“通过教徒的捐献的教会财产通常被用来帮助贫困的人们，这对基督教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这在吉本看来无疑是对古典的美德、高尚品德、自由的遵从与延续，是值得赞誉的，因此，吉本对原始的基督教徒持称赞态度。当然，在吉本看来，原始的基督教也有不足，原始的基督教徒为了能够广泛传播教义，运用神迹吸引民众，“在基督时代，它的使徒的时代，以及他们的第一批门徒的时代，他们宣讲的教义都曾为无数的神的奇迹所证实，跛脚的能走路了。。。，自然规律也往往为教会利益而暂时不起作用了”。吉本认为这种做法使原始基督教开始脱离其纯洁性。吉本在揭示基督教遭受当时皇帝们迫害时，将其原因归纳为，“基督教所受到的真正苦难是由于人的激情和宗教疯狂所造成的”。狂热是理性的反面，这对于推崇理性的理性主义史学家吉本而言，是对理性的否定。人们常常由于迷信或宗教导致狂热，失去理性，被贪欲、权势等所束缚而做出违反理性、和平、自由的行为，导致腐败与衰亡，于是其后基督教的发展遭到吉本愈来愈多的批判。

相对来说，因为伊斯兰教一直保持着其原始性和纯洁性，吉本对它表达了极高的赞誉。在他看来，穆罕默德的教义始终保持着原始性和纯洁性，伊斯兰教始终是一个具备理性的宗教。“伊斯兰教神的神像不曾为偶像亵渎，先知的荣誉从未超出过人的宗教的崇高品德的范围，而他的生活上的观念把他的门徒们的感激之情限制在理智的宗教的范围内。”。

由此可见，吉本的宗教观念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他的评价标准是宗教是否在理智的范围内，是否保持了高尚品德等，所以他认为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愈来愈腐蚀美德，变为奴役人们的工具，因此由基督教会统治的九世纪和十世纪是黑暗的时代，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是神话和荒诞的时代。总体上看，吉本对原始基督教的适当称许，对其后基督教的激烈批判，体现出历史主义的精神。。。（节录完）